来源：尹建莉父母学堂
今天是母亲节，你给妈妈打电话了吗？据说，所有看完这个故事的人都会立刻打电话给妈妈说：我爱你！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喜悦与艰苦年代的真实故事。它的名字叫《呼叫助产士》，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英国BBC史上单集收视超过1000万人次，超越了著名的《唐顿庄园》和《神探夏洛克》，成为收视冠军。
这是一部充满爱和人生力量的伟大作品，每一个故事都催人泪下。
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东区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22岁的助产士詹妮•李来到这里，遇见了志同道合而性格迥异的同事与修女，也在逐渐融入当地人们的生活的过程中，见证了他们时而让人哀伤心碎、时而鼓舞人心的生命故事。每个妈妈都是英雄，为了生育孩子忍受着巨大伤痛，但无论是生命的伊始还是弥留，都带来无尽的感动！
所有看完这本书的人，都会立刻打电话给妈妈说：“我爱你！”
充满迷人微笑的年轻助产士詹妮•李
序 言
1998年1月，特里·科茨在《助产士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助产士文学印象”的文章。在细致研究了欧洲和英语文学之后，特里得出一个颇为无奈的结论：任何文学作品中都见不到助产士的踪影。
天啊，为什么会这样？文学作品中关于医生的书可如夜空繁星，数不胜数。护士，无论好与坏，也从不缺席。可助产士呢？谁又能说出一本以助产士为女主角的书呢？
然而，助产士本身做的事情却称得上是充满戏剧性的工作。每个宝宝或始于爱，或始于欲望，随分娩之痛呱呱降临人世，为世界带来了喜悦，有时则是悔恨。所有婴儿的降生都少不了助产士的身影，她们置身其中，见证了一切，可为什么却只能遮掩身影，躲在产房门后，不为世人所知？
在文章结尾，特里·科茨深感凄凄然，为如此重要的职业被忽视而唏嘘不已。
读过文章之后，我毅然拿起笔，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引子（节选）
农纳都修道院位于伦敦码头区中心，其服务范围涵盖斯特普尼区、莱姆豪斯区、米尔沃区、道格斯岛区、丘比特镇、波普拉区、弯弓街、麦尔安德和怀特查佩尔区。码头区人口密集，大多数家庭世居于此，即便搬家，距离出生地也仅隔一条或两条街而已。家族成员相邻而住，宝宝一出生就生活在由姑婆、祖父母、表亲和哥哥姐姐组成的大家庭中。如此庞大的家族只能蜗居在几所房子内，相距最远不过临街而已。所以孩子们成天在各个房子里跑进跑出，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时，印象中家家大门只有晚上上锁，白天可随意进出。
孩子到处都是，街道成了孩子的儿童乐园。20世纪50年代，背街僻巷见不到汽车的踪影，因为大家都没有汽车，所以这些街道就成了颇为安全的游乐场所。主街是另外一番景象，车水马龙，拥堵不堪，主要都是来往码头的汽车。侧街则畅行无阻。
轰炸留下的废墟变成了探险乐园。大量的断壁残垣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年前那场可怕的战争，以及码头区所遭受的密集轰炸。大片街区成了废墟，每片街区占两到三条街。对这些废墟不过采用木板封闭了事，再在某处钉上一条“此处危险--禁止进入”的警示语。对七岁以上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这条警示语无异于斗牛场里挑逗公牛的那块红布。每处废墟都有几处地方，封闭的木板被小心移开，成了小孩子刚好可以挤进去的秘密入口。政府禁止任何人进入废墟，可大家，包括警察在内，似乎都对孩子们的做法视而不见。
码头区的人生活困苦，这点毋庸置疑。持刀械斗、街头打架司空见惯，酒吧里的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房少人多，家庭暴力亦可想而知。但我从未听说有针对老人和儿童的无端暴力事件，人们对老弱病残心怀怜悯。那时正值科雷兄弟当道、黑帮火拼、有组织犯罪和恩怨纷起的年代，大街上警察随处可见，但从不单独巡逻。我也从没听说有老妇人被打倒，救济金遭抢，或者绑架孩子撕票这类事。
……
早婚逐渐盛行。在对待男女关系这件事上，伦敦东区的体面人家持有高度的道德感，用审慎来说也不为过。未婚同居这类事几乎闻所未闻，女孩儿绝不会和男友住在一起。如果哪个女孩儿胆敢越雷池一步，她是绝过不了家族这一关的。至于发生在废墟或垃圾棚里的浪漫事则从来都秘而不宣。一旦女孩儿怀孕，男方就必须娶其过门，面对的压力之大，根本无人可以反抗。各家族人丁兴旺，但几乎没人离婚。夫妻间打得鸡飞狗跳并不鲜见，可通常不会离婚。
女人几乎不出门工作。当然，年轻女孩儿可以。可一旦结婚成家，再工作就会遭到反对。女人一旦生了孩子，养育孩子更是见不到头的工作，根本别想出门。女人大部分时间耗在打扫卫生、洗洗涮涮和购物做饭上。她们往往要抚养十三四个孩子，一家人蜗居在两居或三居的小房子里，我经常纳闷她们是如何做到的。有些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还只能住出租房，只有区区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得可怜的厨房。
至于避孕的方法，前提是如果采用的话，并不可靠。避孕是女人的事，所以女人们对安全期、榆树皮、杜松子酒和姜，热水冲洗等避孕方法有聊不完的话，可几乎没人去计划生育诊所。据我所知，大多数男人拒绝使用避孕套。
在女人一天的操劳中，洗、晾和熨衣服占据了大部分时间。那时洗衣机几乎不为人知，滚筒烘衣机也还未发明，晾衣服的院子里总飘荡着各种衣物。我们助产士常常要在随风飞扬的亚麻衣物中杀出一条路，才能抵达产妇的住处。即便进了房子，也还要辗转腾挪，穿过晾晒在门厅、楼梯、厨房、客厅和卧室里的更多衣物。直到20世纪60年代，自助洗衣店和内有投币自动洗衣机的洗衣店才进入人们的生活，在此之前，所有衣服都要在家手洗。
一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如今的码头区已与记忆有着云泥之别。过去的大家庭和社会生活已无迹可循，十年内发生的三件事--码头关闭、贫民窟拆迁和避孕药的出现，彻底终结了曾延续几个世纪的古老传统。
避孕药的出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女性亦随之诞生。女人不再沦为生孩子的机器，从此摆脱了无休止生育的束缚，她们要做真正的自己了。避孕药带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性革命”。女性首次可以破天荒地像男人一样，享受纯粹的性爱。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助产士的新生儿登记，每个月有八十到一百名新生儿诞生；而到了1963年，新生儿诞生数量已跌到每月四到五名。这完全称得上社会变革了。
时至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变革之风席卷全国。生活中那些从不为人所知的丑陋经过文章披露，唤醒了人们的公众意识。变革中，很多拥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女性意识到，医院护理质量亟须提高，而且护士和助产士的境况堪忧。因为在许多受教育女性眼中，护士和助产士都是不体面的工作，这就导致了从业者多为目不识丁的女性。查尔斯·狄更斯曾在其讽刺漫画中塑造过两个护士形象--莎瑞·坎普和贝琪·普瑞格，她们愚昧无知、卑鄙无耻，大口喝着杜松子酒，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可如果由于囊中羞涩，不得不将自己托付给她们护理时，你就一定笑不出来了。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护士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彻底改变了护士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但她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在护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提高护理标准，其中有一个名为“圣赖孟多·农纳都助产士”的组织。其成员由圣公会修女组成，她们致力于让贫苦家庭的宝宝更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她们在伦敦东区以及英国各重要工业城市的贫民区都设有修道院。
在19世纪（之前亦如此），穷苦人家的女人根本无法支付医生的接生费用，只好依靠没有受过医学培训，自学成才的助产士，即她们所谓的“接生婆”。有些接生婆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有些人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死亡率。19世纪中叶，最贫困人群中产妇死亡率为35%～40%，婴儿死亡率约为60%。像妊娠子痫、大出血或胎位不正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产妇难逃一死。有时候，当分娩出现异常时，接生婆甚至会遗弃产妇，任由其陷入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境地。毋庸置疑，接生婆的工作没有卫生可言，退一步说，她们也会导致感染和疾病的传播，并常常引发死亡。
接生婆不但没接受过医学培训，其人数和工作也不受监管。圣赖孟多的助产士组织认为，要想根除这个社会恶习，关键在于为助产士提供适当培训，通过法规监管其工作。
然而，在争取立法的过程中，勇敢的修女和支持者们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大约从1870年开始，这场立法之战就渐趋白热化。她们被认为是“荒谬的”“浪费时间的”“吹毛求疵的”和“令人讨厌的好管闲事者”。从误入歧途到贪得无厌地敛财，各种罪名层出不穷，但农纳都的修女们都从未因此退缩。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年，直到1902年，首部助产士法案获得通过，英国皇家助产士学会从此成立。
“圣赖孟多·农纳都助产士”的工作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我坚信这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她们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强度如此之大，只有蒙上帝召唤的人才会从事这种工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写道，在二十岁出头时，她曾亲眼见过上帝，上帝告诉她，她应该将其一生奉献给自己的工作。
圣赖孟多的助产士们奔波于伦敦码头区的贫民窟，为最可怜的穷人提供帮助。在19世纪近一半的时间里，她们是当地可以指望的助产士。她们冒着被霍乱、伤寒、肺结核传染的风险不知疲倦地工作着。20世纪，她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40年代，她们留在伦敦，经历了伦敦大轰炸，每天要面对德国飞机对码头的狂轰滥炸。防空掩体、防空洞、教堂地下室和地下铁车站里都留下了她们接生的身影。她们为这项无私、永无尽头的工作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整个码头区的人们都熟知她们，对她们崇敬有加，提起时无不带着真挚的爱意。
既是信仰上帝，发誓遵守清贫、贞洁和顺从戒律的修女，同时又是称职的护士和助产士，这正是“圣赖孟多·农纳都助产士”给我的第一印象。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故事开始了
呼叫助产士
当初为什么选择当护士？我那时一定是疯了！模特、空姐、游轮服务员，明明有那么多光荣体面、报酬丰厚的工作可选，白痴才会选护士。而且，现在成了助产士……
此刻才深夜两点半，我迷迷糊糊挣扎着套上制服。工作十七个小时，睡了不到三个钟头，整个人还处于半梦半醒之中。谁会喜欢这种工作呢？室外冰冷刺骨，淅淅沥沥下着雨。农纳都修道院已经够冷了，自行车棚里更冷。我在黑漆漆的车棚里扭转自行车时不小心撞到了小腿，接下来凭经验摸黑把助产包挂到车上，脚用力一蹬，冲上空荡荡的大街。
转过弯儿，上了利兰大街，穿过东印度码头路，向道格斯岛而行。雨水赶走了瞌睡，心情也随着蹬车渐渐平复。我为什么要做护士？琢磨着这个问题，思绪不禁回到了六年前。我十分确定，对那时的我来说，“护士”这两个字并没有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彼时内心也未强烈感受到护士救死扶伤的责任感。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没错，那时我心如刀割，希望逃离一切，迎接挑战。别忘了，还有那卷边裤脚、领口留有飞边、紧致收腰、性感的护士制服和小而雅致的护士帽。这些算得上理由吗？我不知道。性感的护士服，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想笑。瞧我现在的样子，一身海军蓝华达呢大衣，帽子下拉遮住整个头，蹬着自行车被雨淋，还真是性感呢！
自行车驶上干船坞旁边的跳桥。白天，巨轮在干船坞里卸货装货，这里总是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经常有几千号人聚集于此：码头工人、搬运工、司机、引航员、水手、修理工、吊车员。个个风风火火，忙个不停。但此刻夜色正浓，除了耳边的流水声，整个船坞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我经过公寓，成千上万的人正沉浸在梦乡。不大的两间房里，一张床兴许要睡四到五个人。每个两居室内都住着一户人家，抚养着十到十二个孩子。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挤下的。
我骑车继续前行。路上碰到两个警察对我挥手，大声打着招呼。耳闻人声，让我精神一振。护士和警察关系通常十分融洽，尤其在伦敦东区这个地方。我发现有件事很有趣，出于安全原因，警察巡逻时总是成双成对，你在大街上看不到落单的警察。而护士和助产士，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总是独来独往，却从未出过事。因为就连最粗鲁无礼的码头工人对我们也敬重有加，甚至可以说敬仰，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我们去哪儿也不用提心吊胆。
前方没有路灯，一片漆黑，道路沿道格斯岛向前延伸，与多条狭街相连；街道相互交叉，几千间房子成排分列于路边。随处可闻的水流声为这条路平添了些许浪漫。
不一会儿，我沿着西渡路进了侧街，一进街就瞧见了产妇的家--黑暗中唯一一个依然亮着灯的房子。
一支由女性组成的代表团应该正等着“接见”我。代表团成员包括待产妇的母亲，她的祖母（或许是两位祖母），两三位阿姨，姐妹，好友，还有一位邻居。感谢上帝，没瞧见詹金斯夫人的身影。
在这阵容强大的女性代表团背后，出现一个男人孤零零的身影，他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我常常对这时的男人心存怜悯，此情此景下，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势单力薄。
一进门，就听到女人们叽叽喳喳的声音，这种喧闹声好似毯子，顷刻间把我团团围住。
“嗨，亲爱的，你好吗？你人真好，这么快赶过来。”
“把大衣和帽子给我们吧。”
“今晚天儿真够冷的，快进来暖和暖和。”
“来杯热茶怎么样？那能让你彻底暖和过来，好不好，宝贝？”
“她还在楼上之前的房间里。现在大约五分钟疼一次。自从昨晚十二点左右你走之后，她就一直在睡。大约是在深夜两点钟醒的，痛得更厉害，频率也提高了，于是我们觉得应该给助产士打个电话。我说得没错吧？”
待产妇的妈妈先对此表示赞同，然后指挥着大家继续忙碌，说道：“水已经烧好了，准备了好几条干净毛巾，火也生上了，屋里烧得暖暖的，一切就绪，就等宝宝出生了。”
我一直插不上话，不过这时也无须多言。我将我的大衣和帽子递给她们，但拒绝了喝茶，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波普拉区的茶太浓，味道浓烈到足可以漆篱笆，要煮几个小时，里面还要加入黏黏的甜炼乳。
我很欣慰，因为担心晚上光线不好伤到穆里尔，趁白天光线充足时，我已经为她做了备皮，还给她灌了肠。我讨厌灌肠，谢天谢地，现在不用遭这个罪了。谁会喜欢深夜两点半用两品脱肥皂水做灌肠呢？尤其在没有卫生间的房间里，想想那狼藉的场面吧。
我上楼去找穆里尔，一个身材丰满的二十五岁女人，即将迎来她的第四个宝宝。房间里洒满了煤气灯温暖轻柔的灯光。炉火也烧得正旺，房间里热得有点让人喘不上气。一瞧见穆里尔，我就知道她马上要进入第二产程了--汗水、轻微的气喘、脸上反复出现奇怪的表情，说明她此刻正集中精神，积攒体力，为分娩，为即将诞生的奇迹做准备。穆里尔看见我进来一言不发，只用力握住我的手，忐忑不安地对我一笑。三个小时前我走的时候，她还处于第一产程。穆里尔整个白天都担心快生了，这令她疲惫不堪，于是晚上十点左右，我给她注射了水合氯醛，想让她晚上睡个好觉，恢复精神，可镇静剂并没起到作用。生孩子这事从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吗？
我准备给穆里尔做宫检，确定分娩情况。在给身体消毒时，又一阵宫缩开始了--我能瞧见子宫正在积聚力量，似乎要将眼前这个可怜人的身体撕裂才肯罢休。据估计，分娩最用力时，宫缩的力量相当于地铁车门关合的力度。瞧着眼前的穆里尔，我确信这个说法没错。穆里尔的母亲和姐妹都坐在身旁陪着她。穆里尔身子依偎着她们，痛得直咧嘴，大口喘着气，完全无法说话。每次宫缩，她都会大声呻吟，像要断了气；待疼痛消失，刚挺起的身子又疲惫地落回床上，为迎接下一次宫缩积蓄力量。
我戴上手套，使双手润滑，要求穆里尔支起双膝，以便检查。她知道我要做什么，也清楚为什么这样做。我将无菌垫垫在穆里尔臀部下面，将两根手指插入宫颈。胎儿头位于正下方，是左枕前位，子宫壁很薄，但羊水显然还没破。我测了一下胎心，每分钟130 下。一切检查过了，产妇情况良好。我告诉穆里尔，目前情况一切正常，宝宝就要出生了。这时，又一阵疼痛向穆里尔袭来，在巨大疼痛面前，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也不能做任何检查。
我现在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抽屉已提前清空以作为工作台。我拿出剪刀、脐带钳、脐带胶布、胎儿听诊器、肾形盘、纱布、棉拭子和动脉钳。由于必须考虑助产包的便携性，所以只需要携带接生必需工具。助产包既要便于放在自行车上，还要适合提在手中，这样上下出租房的楼梯和阳台，走上几公里也不感到吃力。
穆里尔的家人已经提前铺好了产床。距离分娩还差一到两周时，待产妇的丈夫会将我们提供的待产包取回家。待产包内包括待产垫--我们称之为“兔子”--巨大的一次性吸水垫，以及防水的棕色床纸。这种纸看上去虽然老掉牙，但非常实用。先将这种纸铺在床上，再在上面铺上吸水的垫子和被单，分娩之后，用纸包住床上的所有东西，再做焚烧处理。
婴儿床已经准备好了，大洗脸盆也有了，楼下正烧着一加仑热水。那个年代房子里还没有热自来水，我纳闷过去房子里没水的时候人们是怎么生孩子的。他们肯定要辛苦一晚上，先出去找水，然后烧开。用什么烧水呢？厨房里的炉子必须一直烧着，能够负担得起的人家烧煤，否则只能用柴火。
可我没时间坐下琢磨这些事了。虽然待产通常需要熬一晚上，可直觉告诉我，今天不会那么久。宫缩疼痛的强度和力量正越来越强。另外，别忘了，这是穆里尔的第四个宝宝，也就是说，她很快会进入第二产程。此刻，宫缩的频率已达到三分钟一次，穆里尔还能再承受多久的痛苦，女人还能再承受多少痛苦？突然，胎膜破了，羊水浸湿了床垫。这是好现象，如果羊水早破，情况就复杂了。待宫缩停止，我和穆里尔的母亲抓紧时间换掉被浸湿的床单。穆里尔这时已经不能起身了，只好由我们帮她翻身。随着第二次宫缩开始，我已经瞧见了胎儿的头。现在，我需要全神贯注，集中我的全部精神。
出于自身本能，穆里尔开始用力。顺利的话，一般只需几秒钟，产妇就可以让胎儿的头露出体外，可这么做是错误的。每个合格的助产士都会尽量让胎儿缓慢稳妥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穆里尔，这次宫缩停止时，我需要你向左侧身。仰躺，不要用力。对的，转过身，亲爱的，脸对着墙。将你的右腿向下巴方向抬起。深呼吸，继续深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深呼吸上。你姐姐会帮你的。”我俯下身，将身子悬于床凹陷处的上方。好像所有床的中间部位都会凹下去，我心中暗想。这让我有时不得不跪着接生。不过现在没时间想这些了，宫缩又开始了。
“深呼吸，用一点儿力，但别过于用力。”等宫缩停止，我又听了听胎心，心率每分钟140 次。依然处于正常范围，胎心心率上升的数值代表着胎儿通过出生考验的强度。又一次宫缩袭来。
“再加一点儿力，穆里尔，只加一点儿力，你的宝宝很快就出来了。”
穆里尔此刻正痛不欲生，不过在分娩最后阶段，女人会体验到一种狂喜，从而降低痛苦。宫缩又开始了。胎儿的头出来得有点快，太快了。
“别用力，穆里尔，吸--呼--快一点儿，就这样。”
我用手抵住胎儿的头，以防胎儿被突然挤出来撕裂会阴。
利用宫缩间隔，让胎儿头渐渐露出母体，这点至关重要。当我抵住胎儿的头时，我发现自己因为手上用力、全神贯注，再加上室内的温度和此刻紧张的心情，正在出汗。
宫缩停止时，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又听了听胎心--依然正常。胎儿很快就要降生了。我将右手掌掌根放在穆里尔扩张的肛门后，稳稳用力向前顶，直到胎儿的头顶与阴户分离。
“穆里尔，下次宫缩宝宝的头就出来了。现在彻底放松，别用力，放松腹部肌肉。只放松，大口呼吸。”
我站直身体，等宫缩开始，宫缩这次来得出乎意料地快。穆里尔开始不停地喘气。我轻轻移开裹住胎儿头顶的阴部，宝宝的头终于出来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穆里尔则无力地躺在床上。
“做得好，穆里尔，你真是太棒了，宝宝马上就出来了。下次宫缩，我们就知道它是男是女了。”
宝宝的小脸皱巴巴的，面色发紫，脸上覆盖着黏液和血液。我检查了他的心率，依然正常。然后，观察着胎儿刚从八分之一圆形状洞口挤出的头部的恢复情况。小家伙露出的肩膀已经可以从耻骨弓下出来了。
又一次宫缩袭来。
“穆里尔，就是现在，用力，使劲。”
我手斜向上拉，帮助婴儿露出的肩膀顺利从母体中滑出。接着出来的是剩下的肩膀和胳膊，随后婴儿整个身体轻松滑出了体外。
“又是个男孩儿，”穆里尔的母亲喊道，“感谢上帝。他健康吗，护士？”
穆里尔喜极而泣：“哦，上帝保佑他。来，快给我瞧瞧。哦，他真可爱。”
看着宝宝平安诞生，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甚至像穆里尔一样开心。我用脐带钳夹住脐带两端，从中间剪断脐带，然后手提脚踝，将小家伙提起，以免宝宝吸入黏液。
宝宝开始呼吸了。小家伙已经独立呼吸，不再需要母体供氧了。
我接过递过来的毛巾，裹住宝宝，把他交给穆里尔。穆里尔将孩子抱在怀里，低头亲吻着他，柔声说道：“漂亮的宝贝，小可爱，我的天使。”说心里话，刚出生几分钟的婴儿，浑身是血，肤色略微发紫，双眼紧闭，根本无法与“漂亮”一词联系在一起。但在母亲眼里，小家伙可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他是漂亮完美的。
但我的工作还没结束，还要继续把胎盘取出来，并且要保证胎盘完整，不能有任何破损存留在子宫里。不然，产妇会出现一系列的麻烦：感染，持续出血，甚至会因大出血而死。完整取出胎盘可能是分娩中最棘手的工作了。
经过剧烈运动，将宝宝成功排出母体之后，子宫的肌肉通常需要休息一下。分娩后十五分钟之内，一般不会出现宫缩。这对产妇来说是好事，她们此刻只想躺在床上，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已经不再关心身下的事了，可这正是助产士需要担心的时候。宫缩再次开始时，力量一般很弱。取胎盘往往靠的是时机和判断力，但最重要的是经验。
据说，需要七年的经验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助产士。而这只是我成为助产士的第一年，既没有同伴，又正值深更半夜，身边只有指望我的产妇和她的家人，房子里还没有电话。
“求求你，上帝，可千万别让我犯错。”我心中暗暗祈祷道。
清理过床上的狼藉后，我让穆里尔仰躺在干爽暖和的产垫上，身上盖上毯子。穆里尔的脉搏和血压一切正常，宝宝正安静地躺在她的怀抱里。我现在别无他法，只能等待。
坐在产床旁的椅子上，我把手放在宫底上来感知和评估情况。第三产程有时需要二十到三十分钟。我默默告诫自己要有耐心，做到这点至关重要，并想象着急于求成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宫底软而平，胎盘显然还没有与上部脱离。整整十分钟过去了，没有任何宫缩的迹象。至于脐带，我已经将脐带钳夹在脐带刚探出体外的位置，如果脐带变长--说明胎盘开始分离，正下降到子宫底部。现在脐带长度没有任何变化。我突然想到那些报道，出租车或公交车司机在危机时刻替孕妇接生的报道，可报道里从没提过胎盘的事。在紧急时刻，公交车司机可以为孕妇接生，可谁又知道该如何应对产妇的第三产程呢？我猜非专业的多数人会想去拉脐带，以为有助于取出胎盘，可那样只会导致灾难。
穆里尔正在亲吻逗弄宝宝，她的母亲在收拾床铺。炉子里的柴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静静坐着，一边等，一边陷入沉思。
助产士为何没有获得应得的认可？为何如此默默无闻？她们本该获得所有人的无上赞美，可事实并非如此。她们担负着无比重大的责任，掌握着独一无二的技能和知识，却被所有人视为理所当然，遭到大家忽视。
20世纪50年代，医学院的学生都接受过助产士的培训。当然，在课堂上授课的是产科医师，可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有意义。所有医院教学时，都会为学生指派一位助产士老师，她和学生们一起走街串巷，传授助产士的实践技能。全科医师（GPs）都接受过助产士课程的培训，可这个事实却几乎不为人所知。
这时，穆里尔的肌肉因为宫缩发力，宫底开始收紧，我能够感觉到它在肚子里稍微突起。胎盘可能要出来了，我心中暗想。不，不是，感觉不对。宫缩过后宫底依然太松弛了。
继续再等。
我回想着助产术在一个世纪里取得的了不起的进步，以及致力于争取和推行助产士培训的女性所做的斗争。助产士培训获得世人认可距今还不到五十年。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是由未受过任何医学培训的女人接生的，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产婆”或“接生婆”。据说，他们出生时并没有医生在场。
又一阵宫缩开始了。我的手感到宫底在升高，一直在收紧。与此同时，夹在脐带上的脐带钳动了一下。我拉了拉脐带，轻松拉长了四到六英寸。胎盘已经与子宫脱离了。
我让穆里尔把怀中的宝宝递给她母亲，她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用手按摩宫底，直到它变硬变圆开始移动，随后用力抓住宫底，向下向后推进骨盆。随着我的用力一推，胎盘出现在阴道中，我用另外一只手取出胎盘。胎膜滑出体外，带出一股鲜血和些许血块。
我疲惫地松了口气，终于结束了。我将胎盘放进肾形盘，然后放在抽屉里留待检查，之后在穆里尔身边坐下，又为她按摩了十分钟宫底，让其保持坚硬圆润，这样有利于排出残留的血块。
近年来，分娩后立刻采用催产剂促进子宫收缩，从而在分娩后三到五分钟内将胎盘排出体外已成常规。这是医学的进步。但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还没有这种办法。
战役结束，只剩打扫战场了。趁霍金斯太太给女儿洗澡换衣之际，我查看了胎盘。它看上去完整无缺，胎膜也没有破损。接着我给新生儿做检查，宝宝也很健康。我给宝宝洗澡穿衣，穿上衣服的宝宝竟然显得特别大，回想着穆里尔分娩后欢喜欣慰的面容，那时她虽面色疲惫，但用力的表情完全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女性体内肯定有某种清除记忆的生理机制，分娩后，某种化学东西或荷尔蒙立刻进入脑中掌管记忆的部位，将之前所有痛苦记忆统统抹掉。否则，谁也不会再想生第二个孩子了。
只有等一切清理完毕，骄傲的父亲才被获准进入房间。现在，大多数父亲会陪在妻子身旁，参与分娩的全过程，那只是最近的风潮而已。据我所知，这种事过去可前所未闻。20世纪50年代的人自然也会被这个想法吓一大跳。那时的人认为，生孩子完全是女人的事。甚至让医生在场（过去医生都为男性，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女医生）也遭到抵制，直到产科学得到医学界承认之后，男医生才可以参与分娩。
吉姆是个小个子，应该还不到三十岁，可看上去却像快四十的人。他小心溜进房间，一脸羞怯不知所措。或许是因为我在场，他舌头像打了结，但我怀疑其实他英语一直都不好。吉姆小声问道：“你好吗，亲爱的？”然后在穆里尔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在体态丰满的妻子面前，吉姆显得愈加瘦小，穆里尔看上去至少比他重三十公斤。穆里尔刚洗过澡，皮肤由于激动呈粉色，衬托之下，吉姆看起来更加苍白消瘦。这都要怪在码头每周六十个小时的艰苦工作，我心中暗道。
吉姆瞧着宝宝，支支吾吾半晌，显然他正在斟酌合适的言辞，接着他清清嗓子，说道：“噢，他真是顶呱呱。”随即离开了。
我深感后悔，没能对伦敦东区的男人多一些了解。不过，这根本没可能。因为我的工作与女人相关、与男人禁忌的话题—分娩有关。男人对我们助产士彬彬有礼，敬重有加，但却敬而远之，更别说友情了。男人和女人的工作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就好比简·奥斯汀笔下从未出现过两个男人单独对话的情景。因为身为女人，她不知道男人在一起聊些什么，如果让我写一段波普拉区男人间的对话，我也只能写些客套话。
我准备离开了。已经忙了一个白天和漫漫长夜，不过自豪感和满足感令我步履轻盈、心情愉快。我悄悄溜出房间时，穆里尔和宝宝正在熟睡。楼下翘首企盼的好人们再次提议喝点茶，我尽可能婉言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说农纳都修道院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有问题就给修道院打电话，我大概会在中午和晚上再来探视。
顶风冒雨摸黑赶到穆里尔家时，房子里充斥着兴奋、期待以及即将诞生新生命的孕妇的焦虑。离开时，它又归于平静，陷入沉睡，不同的是房子里多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我走出房门，沐浴在清晨的曙光之中。
昨晚，夜色如墨，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无人的大街，熟睡的码头，经过一道道紧闭的大门和空无一人的港口。现在，晨光明媚，太阳刚跃出水面。大门有的已经打开或正在打开，街上人来人往，互相打着招呼。引擎声清晰可闻，吊车也从熟睡中苏醒过来，一辆辆卡车正鱼贯而入穿过大门，耳边传来轮船起航的汽笛声。造船厂真称不上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但对全天工作只睡了三个小时，将宝宝健康带到人间而满心欢喜的年轻姑娘来说，一切都是如此迷人。我现在甚至精神抖擞，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平旋桥已经打开，前面的路因此暂时封闭。一艘远洋大货船正威武雄壮地缓缓驶入码头，船头和烟囱与岸两边的房子擦肩而过，相差不过几英寸。我等着船驶入码头，出神地瞧着驾驶员和领航员将货船开进它的停泊处。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据说，这项技能极其复杂，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掌握，通常是子承父业或由叔叔传给侄儿。他们是港口的君主，临时工都对他们顶礼膜拜。
货船驶过平旋桥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趁这个时候，我正好回想一下我的人生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遭到战争破坏的童年，十六岁就谈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恋爱，而且知道三年后我必须离开。所以，出于现实考虑，我选择了做护士。我会后悔吗？
尖锐刺耳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平旋桥开始关闭。随着道路解除封闭，车辆又开始动了起来。身旁的卡车让人感到有些胆战心惊，于是我紧贴着人行道一侧前行。一个肌肉结实的大个子男人脱下帽子，冲我喊道：“早上好，护士！”
“早上好，今天天气真不错。”我一边大喊回应，一边继续前行，为我的年轻、清晨的空气、码头的喧嚣热闹，尤其是将一个漂亮宝宝带给欣喜的妈妈而欢呼雀跃。
当初为何选择做护士？我会后悔吗？不，绝不，我绝不后悔。即使有座金山摆在眼前，我也不改初衷。
据说，所有看完这本书的人，都会立刻打电话给妈妈说：“我爱你！”
今天是母亲节，你打电话给妈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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