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持盈
常看韩剧韩影的观众会发现，韩国是一个很爱“喝”的国度——街边有无数的咖啡店和小酒馆，日常饮品也以咖啡与酒类为主。而中国人十分熟悉的茶，在韩国却并非主流饮品。
（首尔街头随处可见的咖啡馆）
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茶道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自然不必说，而同处在东亚文化圈子的韩国，茶饮与茶文化却与两个邻居云泥有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茶叶和茶文化在古代韩国颇有存在感。对于茶叶的起源，至今仍有不同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其一是“自生说”，即认为朝鲜半岛自古就有茶树与茶种。其二是“传入说”，这一说法也分好几派，以记载传闻稗说而闻名的《三国遗事》中认为茶种是是从印度传来，而亦有《三国史记》中提到茶叶是新罗兴德王时期由唐朝引入：“入唐大使带种子回国”。
众所周知，《三国史记》是高丽宰相金富轼奉高丽仁宗之命所编纂的正史，可信度较其他说法也强出许多。新罗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文化与经济方面往来频繁，茶种及茶文化于此时传入半岛，并逐渐为人所接受，《三国史记》中的一篇寓言故事《花王戒》中就直接提到“用茶和酒提起精神来”，可见彼时茶饮已经成为一种功能性饮品，流行于王室、官宦贵族等上层阶级中了。
（金富轼）
公元918年，高丽太祖王建登基，开启了近500年的高丽王朝。高丽继承了新罗的茶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茶文化的发展在高丽时期达到了顶峰。
新罗时期，人们对于茶叶的探索与发掘尚处在粗糙的低级水平，平日喝到的都是较为原生态的茶水，到了高丽时期，茶的冲泡方式被大大丰富了，出现了茶乳与茶汤等不同的茶饮品，口感也有所提升。
高丽时期，茶叶在王公贵族中尤其盛行。高丽王热衷于赏赐臣子茶叶，宫内设有茶房，专门负责王宫中的茶饮准备和活动筹备等事务；逢年过节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给神佛敬献茶饮的“茶礼”也必不可少。宫外的一些朝廷驿馆也设有茶院，市集中的茶店可以让百姓落座歇脚饮茶，可以说茶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民饮品”。
（韩剧《步步惊心：丽》中的茶美院虽然是虚构的机构，但也可以被看做高丽时期的茶房）
值得一提的是，高丽时代有一个类似“最高检”的政府机构叫做司宪府，其职责包括调查官员贪腐、平凡冤狱等。在司宪府办公的官员有一个特定的工作时间叫做“茶时”——即官员抽出一段时间，一边饮茶，一边讨论工作，分配任务。其中的原因简单却有趣：茶饮被认为可以提神醒脑，对于这种需要作出不容有差错的重要决策的官员，喝茶能够使他们保持清醒，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失误。
当然，新罗和高丽时期茶饮的广泛传播，也离不开佛教文化的发展壮大。寺院僧侣是种植茶叶、制作茶饮、传播茶文化的主力军之一。
朝鲜李朝初期和中期继承了高丽的茶文化，且在茶饮的制作与储存工艺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进步：朝鲜时期已经有了红茶、绿茶、白茶等种类之分，且有晒、发酵、蒸等不同的茶叶制作方法，亦有团茶、饼茶、串茶等不同的储存方法，旨在为携带保管提供便利。
随着茶饮种类的增加，茶饮的受众面也逐渐变广，是各个阶级都钟爱的饮品，同时也是对外交流的利器。世宗大王时期，明朝使臣前来朝鲜，世宗赠其“茶三斗”，足见茶叶在朝鲜半岛的价值与流行程度，当然，这也给后来茶饮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李朝的宫中也设有茶房，后来发展成为司尊院，这一机构除了处理宫中的饮茶事务外，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职责是给国外使臣举办饮茶活动。同时，也生发出了“茶母”这一特殊的职业，顾名思义，她们是一群伺候官吏茶务的职业女性，之后随着社会发展，茶母渐渐演变成为女捕快，这也是后话了。
朝鲜中后期，茶饮的地位忽然一落千丈，而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在饱受倭寇侵扰之后，朝鲜上下不堪其苦，国内动荡，不光是茶叶，朝鲜整体的农耕产业遭到了极大破坏，像茶叶这种种植与制作成本相对较高的饮品成为了务实的农民率先抛弃的对象。而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朝鲜王朝还要向明朝进贡茶叶，数量巨大的茶贡也使得茶叶不再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另一方面，朝鲜中后期，随着朱子理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与兴盛，佛教文化渐渐被边缘化，与其关系紧密的茶文化备受冷落，不再是社会主流。
至于当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许久，咖啡、酒类已经成为韩国的主流饮品，尤其是当代年轻人，鲜少有热衷于茶饮的；而韩国市面上出现的所谓柚子茶、芦荟茶等浓缩茶饮，也与早期的茶饮和茶文化相去甚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