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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东汉时期曾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东汉和帝六年（119年），和帝的妻子邓后征召和帝的弟弟济北王和河间王等人的子女，年龄在五岁以上的四十余人，又额外征召了邓氏宗族子孙三十余人，在宫廷中开办邸第，教授经书。对于这些年龄尚幼的（五至十岁）儿童，还专设教师和保姆。在进行教育的同时，她还非常重视饮食起居，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邓太后不仅亲自监督学业和考试，而且每日早晚，必亲自到邸第进行抚育、教导，恩宠有加。
东汉地位最高的
邓太后开办的邸第，虽然只是具备萌芽性质的幼儿教育机构，但它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它比西欧最早创办的类似机构要早一千六百八十余年。东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大小统治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效仿邓太后办邸第的方法和形式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当然，这种教育形式，不仅人数少，而且时问也短，没有形成一整套的幼儿教育制度。我国的幼儿教育制度只是到了近代才正式产生。自从秦汉在东北设置郡县统治后，被中央派往东北作官的人越来越多。
王朝时代
这些官吏和避乱来到东北的名士，大都精通儒家精典，好道术，兼通天文学、阴阳学和数学等各种学问，是中原学术思想的直接传播者。这些人或直接从事私学教育，或为私学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这是东汉末年东北盛行私人讲学之风的直接原因。另外，盛行私人讲学之风还需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师资等各方面条件。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东北偏远中央，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弃官隐居东北的人越来越多，大批汉人百姓也纷纷迁居东北。
名士
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东北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也迅速提高，供养的一批官僚地主阶层有了求学的条件和要求。东北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和统治阶层接触到中原传播来的以儒学为代表的统治之术以后，便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另外，东北地区文化发达晚于中原，地方官学数量很少，中原地区政治动荡不安，而且路途遥远，去那里学习并非易事。这样一来，东北私学教育便得到空前的发展。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大增，达三万余人。
如果采取原有的考试方法，每第仅取十余人，实在不敷分配，于全体太学生的出路也相差甚远。因此，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变革课试之法。即太学生等第的高低，以通经之多寡为标准；废除限定人数的办法，只要入太学满二年，即可应试；应试合格的程度，以能通二经、三经、四经或五经来分别次第应试能通几经，便可被授予相应等级的官职。若不能通二经，视为不及格，次年再与其他太学生共同应试。因此说当时太学的修业年限并没有多少年龄限制，考试及格即可。由于历代太学均十分重视考试，而且考试全过程非常严密，以至于有许多太学生屡屡应试而久不得中。
汉桓帝
甚至有的年已逾六十，尚留在太学中读书。因而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下的诏书中言:“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永绝荣望，朕甚悯焉。”殊为可笑。我国汉代曾出现过多种官办学校:官学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太学、四姓小侯学、鸿都门学、邸第等，地方官学又分学、校、庠、序。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庞杂的官学教育体系。汉代之所以出现如此多样的官办学校，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分不开的。西汉初年，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汉武帝时，社会生产力得到明显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汉献帝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具备了发展学校教育的能力。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吏治水平，巩固和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主观上也有迅速发展学校教育的需要。所以在汉武帝时经董仲舒等建议设太学后，中央官学体制得以确立。后经推行“文翁兴学”的经验，地方官学又得到发展。至东汉末期，自中央官学至地方官学体系日益完备，为我国封建时代完整的官学制度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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