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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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榆林：产妇喊疼想剖腹产遭家属多次拒绝跳楼自杀身亡 #
这是今天被曝光的一起悲剧。
这世界每天都有无数起悲剧在发生。而资讯的发达，早就让我们对悲剧的承受阈值，在听多了看惯了之后不断调高。悲剧承受阈值调高的代价就是，我们对非极端或不与自身利害相关联的悲剧失去了起码的敏感，或者说神经已经麻痹。
但每起悲剧对当事人来说，都是清晰的、绝对的。比如虚假医疗广告之于魏则西，比如电信诈骗之于徐玉玉，比如传销组织的线上“招聘骗局”之于李文星，又比如“剖腹产”要求屡被拒绝之于产妇马某。
为产妇马某感到悲哀：她摊上了几个将女人当繁殖工具的家属——他们并不关心她的痛感，只关心孩子有没有顺产下来。而跳楼则是一次搏命的抗议。
这抗议很决绝，一尸两命。
所以这悲剧愈发让人愤怒：凭什么几个家属能宰制一个产妇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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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产妇的家属是基于怎样的心理，在产妇喊疼和提出要求后，在医院方面建议后，仍抱着“坚持顺产”不放。
但在育儿圈里关于产子上也有所谓的“鄙视链”：顺产+难产>普通顺产>无痛分娩>被动剖腹产>主动剖腹产。怎么产，是跟女性为家庭的自我牺牲程度挂钩的。你因为怕痛就选择剖腹产，你这是自私。
有些落后地区，顺产才等于吉利，而剖腹产或影响孩子健康的传言，则强化了这种封建思维下的偏见。
若果真如此，那鲁迅说的“礼教吃人”，大抵是被这家人给复辟了。
丧妻丧子，其家人还挺可怜的。但可怜可悲可叹掩盖不了其可恨：他们必须为那条葬送的性命负责。
到了“顺产则可能危及产妇性命，剖腹产则可保母子性命”的紧要关头，把一种执念凌驾在一个分娩剧痛承受者的生命之上，最终将其逼死，算不算杀人害命？
家属当仁不仁，医院当断不断。微博上，医院方面也进行了责任澄清。说得挺在理，依照规定的确需要家属也签字才能动手术，不然扯起皮来或发生“医闹”，医院还真承受不起。可从人道主义来看，产妇都痛得那么厉害了，还听家属明显错误的说法，这固然能规避风险，可它就没有道义责任？
而更该痛斥的，则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的规定（注意，是“并”而非“或”）。
这若是其他情形下，我还能理解，可在产子问题上，怎么就不能医学的听医生，权利层面的听当事产妇？为什么还得让家属定夺？就凭怕他们不付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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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此前在狗血家庭伦理剧中常出现的场景：产妇难产，医生问其丈夫“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这在当下已无太多异议：很多医院在实际操作中，都是秉持“母亲安全，婴儿优先”的原则，除非母亲遇到其本身的生命已经无法挽救的情况，否则都会以母亲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不会让家属来作出“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艰难抉择。
那种决定交给家人的做法，遵循的根本逻辑只有一条：那就是“夫为妻纲”。在“夫为妻纲”的伦常下，夫妻之间呈现出单向的代理关系：妻子的什么都可以交给丈夫代理，包括生命权。
丈夫可以选择“保孩子”，将妻子只是视作传宗接代的一个母胎；也可以“深明大义”选择“保妻子”，妻子因此而获得“新生”，这样其生命也成了丈夫恩赐的。
这本质上还是那套附属观念作祟。现在的女权主义早就不吊这套了。
在西方，在这问题上还有更过激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保孩子”的选项不存在。
12世纪的犹太教神夫、医生兼哲学家蒙尼德斯就对此祭出“侵犯论”：“如果胎儿的继续存在威胁到母亲的生命，胎儿就成了侵犯者。对侵犯者的打击不应视为谋杀，因此人工流产对胎儿生命的剥夺也不是谋杀”；
17世纪天主教神甫桑切斯搬出“自卫论”：“尽管胎儿是无辜的，但如果他的存在威胁到母亲的生命，终止他的生存就是一种合法的自卫。医生类似于被雇佣的保镖，可以合法地帮助母亲消灭侵略者”。
这可能不被很多人认同，但医学上的有些常识该被铭记：
当代医学公认的标准，胎儿只是先期的生命形式，它在完全脱离母体、独立生存、能够自己呼吸之前，不具有生命权。基于生命至上的原则，保母亲必然该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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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些，是为了突出基于人本的、生命至上的基础常识。
如今，若丈夫在类似问题上选择“保孩子”，那依照《母婴保健法》第18条规定的暗含意思（“孕妇的生命安全是首位的”），他理应受到制裁。可这问题是没疑问了，在产妇产子方式问题上，凭什么还要给家属这么重的“拍板权重”？
把产子手术的同意权部分交给家属，有时候也是把产妇关键时刻的生死交给其家属定夺。
这样的法律设计，跟把“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选择交给丈夫一样，都有违基本伦理：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轻易定夺。
产妇的话语权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亲缘核心层的家属有为其决定埋单的义务。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上：
没有一条生命可以对另一条生命轻易摁下“kill”键，如果摁下了，就必须对其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