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恐怖片啊，所有女人的恐怖片”，中国的女权斗士、作家陈岚在陕西榆林孕妇坠楼事件后这样评价道。
2017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产妇马某某在即将临盆之际，却因为要求剖腹产无果而跳楼自杀。悲剧发生，一石激起千重浪。
媒体接力，孕妇跳楼的真相真假难辨，一方面是科学问题，医学知识不对称，医院和家属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另一方面，事件中折射出的亲情伦理关系，医患双方之矛盾，以及产妇生产权最终应由谁来决定等问题。
这是掺杂着中国传统女性地位与现代医患纠纷问题的双重尴尬：
“你，救不了自己。医院也没法帮你。就算医生叫来了警察，你男人若不签字，警察也不能强迫，娘家人哭着说我签，也未必有用，因为事后被医闹的风险太大，太大。医生就是不敢！手术”！别说手术、救命的血浆，如果他不签字，你也得不到。”
甚至还可以联系到多年前舆论热吵的丈夫放弃签字孕妇死亡时间。也就是说“最后你死了，那个不签字的人，法律上并无任何责任。还可以利用你的死，很好地去索赔。”
女权主义者感慨：看这个女子留在世间，最后凌乱的手印脚印，很想，穿越过去，抱住她，也很想告诉这个世间其他的女子，怎样逃脱这样的苦难与酷刑。
而孕妇坠楼事件尚未平息，女权主义者正在悲情吟叹，一周后，另一个极端案例发生了，给女权主义一计重重的耳光，因为这是女权变异的新型物种——
此物种，名为“翟欣欣”。
9月7日凌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在微博上发帖，称“被我极其歹毒的前妻翟欣欣给逼死了”，随后跳楼自杀。苏享茂的逝世，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而有硕士学历，容貌不错的翟欣欣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她是否是诈骗婚姻的阴谋者，我们不能定论，但是她之前各种疑似骗婚捞一把就走的行为，那种屡试不爽的实用主义行为，让人厌恶反感。
翟欣欣践行伍尔夫所说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一间屋”，但是她忘了，伍尔夫说的是“要有自己的支票本”，而她在不断攫取男人的支票本。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被不少人称为“中国的苏珊·桑塔格”，她研究女权主义，认为这些年，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表述：供养妻子在家是男人成功的标志；相应的，嫁给一个可以让你赋闲在家的男人，是一个女人成功的标志。这样一套新的“成功学”意义上的价值观，比那些明确站在男权主体的位置上讲述的东西，腐蚀力要强得多。
翟欣欣显然是在这种新成功学的逻辑中，顺风顺水，盆满钵圆。
但是我们要警惕：让人同情的程序员，难道不也是深陷这种显学的世俗逻辑中吗？苏享茂生前在世纪佳缘公布的资料上说：自己在感情上是浪漫主义者。但要知道，他的自身条件，1米6的身高，甚至他内心也许自卑的重度乙肝，这些让他是很难找到浪漫对象的。
有媒体公布6月6日苏、翟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翟家知情人表示，6月7日领证，6月6日翟欣欣还在提分手，苏享茂则守在翟欣欣家门口“求和好”。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他对翟欣欣走火入魔般的着迷。
作为成功的程序员，他难以自拔的行为除了美色的诱惑力，骨子里也有“父权”金钱搞定一切的优越感。
于是，资本帮了他大忙。要知道资本结构本身就是父权制的；它一定是垄断的、暴戾的、贪婪的、实用性的、权威性的。垄断性资本作为一个大的父权结构，在全球建立的过程一定是个不断排除的过程，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弱势群体，注定处在一个不断被放逐和排斥的位置。
9月16日晚，苏方表示，已联系曾代理王宝强离婚案的张起淮、余婧两大律师，准备接手苏享茂、翟欣欣案件。可见翟欣欣和马蓉，都刺痛了人们的某种相似情感。
有人甚至用词”欣欣向蓉“来形容”腹黑“和女“拆白党”。
又愤怒，又消费，这本身是最无力的一种情感。性别议题经常是一种“表征”，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纠缠的、更急迫的社会问题。对性别状态的彻底改变，有待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而对于女权的异化和父权的幽灵，这两个新闻的确是重重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