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公室有一位编辑是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的90后姑娘，经常有人问她为什么会对喂奶啊、孩子睡觉啊这些“妈妈的事”感兴趣，说实话我也挺好奇的。
回想我没有孩子的时候，对这些事似乎是漠不关心的，不过事实上，在潜移默化中，女孩子似乎都多多少少做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准备。从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开始，玩的玩具，抱小洋娃娃的姿势，玩过家家时候的角色扮演；到再大一点，我们会被揶揄“不会做饭，以后怎么嫁的出去”，这一切，似乎都在为“那一天”做准备。
我们透过认同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被预期（可能也预期自己）有一天要结婚生子、做一个好的照顾者。
Nancy Chodorow（2003）说，这叫做“母职的再生产”。
这既不是生理的必然产物，也不是刻意的角色训练，说来是一个有点“养成”感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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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婶婶生了小宝宝，住在我奶奶家。当时我放学回家会直接回奶奶家，所以算作“隔代教养”的。在婶婶坐月子期间，常常看到婶婶和奶奶忙进忙出，婶婶的胸前也总是湿了一片，以至于她得不停的换洗衣服。
我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她是不是一直母乳亲喂了，只记得有时候泡完奶粉，她会先把奶滴在手背上试温度，而且还会给小宝宝喝糖水（当然，我也是现在知道那是葡萄糖水），当时是让我超级羡慕的。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和叔叔都不怎么帮忙，只有奶奶和婶婶在忙活，而我也不允许抱宝宝。这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第一个“田野观察”。
我在开始研究睡眠的过程中，对哺育这件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很好奇“喂什么”这个问题，以及社会整体对于母乳喂养这件事的认知观念的历史沿革。
于是某一天我问了我婆婆，她告诉我：“我是被奶妈喂大的，而且我的4个兄弟姐妹都是被奶妈喂大的。我爸妈都去搞革命了，所以花了不少钱请奶妈喂我们奶。”我听得目瞪口呆，我一直以为奶妈是宫廷剧里才会出现的桥段，婆婆接着说：“因为我家里条件比较好，所以可以请得起奶妈，奶妈的工资很高的，而且我的奶妈还很馋，经常给我妈说她要吃肉才能好好产奶”。
现如今，我们无时不刻都在听到“母乳最好”“亲喂好于瓶喂”这些论述，亲喂母乳似乎已经成为了哺育的优先考量，甚至是唯一考量。然而，过去，我们对哺育的认识也是这样的吗？
今天倒是不想从母职啊、文化啊、依附关系等等方面去讨论这个哺育的问题，就是非常单纯地想知道，过去的人是怎么样认识哺乳的？于是呢，发现了一本极其有意思的书，叫做《中国古代的育儿》。
在第二章“古代育儿的程序与内容”中的”婴儿起居部分”，描述了一些古代关于开奶、哺乳和喂养的认识。
书中写道，古人在照顾孩子起居时，秉承的理念是“柔弱扶植为主”，因此造成了一种呵护有加、而锻炼不足的幼儿保健文化。
比如，根据中国传统的接生方法，婴儿出生后立即要进行“拭口”。古代的医籍都很强调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古代民间视这种“拭口”为接生的一项重要手续，不少人就是相信假如不拭去婴儿口中所含污秽，那么婴儿一啼，口腔所含污秽便会被吞入腹内。传统医家认为这些“恶汁”会引起日后许多疾病。
断脐之后，一般会用父母的“故衣”把婴儿裹包起来，称为“裹儿”。这主要是使婴儿在生理、心理上觉得安全、温暖，倒颇有些像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襁褓。
接下来就到了重点的喂哺环节了，在这本书中提到，由于古人未能认识到婴儿出生后立即吸吮母乳的好处，所以他们不主张婴儿出生后便即行哺乳。
一般做法是先喂以甘草汤。
这样做是要清除体内胎粪，洁净消化系统，免除日后疾病。也即《千金方》中所说除去“胸中恶汁”，“令儿心神智慧无病”。然而《千金方》也指出，如果“饮一合尽都不吐者，是儿不含恶血耳，勿复与甘草汤”。
之后可以喂以“朱蜜”，藉以“镇心神、安魂魄”。
服朱砂和赤蜜之后，传统医家又提倡让新生儿服牛黄，因为“牛黄益肝胆、除热、定精神止惊、辟恶气，除小儿百病”。
此外，民间也有喂黄连水和人参汤的习俗，前者取俗谚所云“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之意。
到明清时，有医家指出甘草、朱蜜、牛黄、黄连、人参等药材给婴儿服用的弊端，并提出了改良方法。
这种改良建议为不少明清幼科名著所采纳。此外也有提出以韮汁和猪乳取代从前药性较烈的甘草、朱蜜、牛黄等，给新生婴儿服用。其效用虽有待商榷，但比较以前无疑是一种进步。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论甘草、朱蜜、牛黄、黄连、人参，还是淡豆豉、韮汁、猪乳，都是不适宜给新生儿饮用的。
然后就是到了我们现在仍然常常听到的“开奶”。现在“开奶”仍然还在许多地区流行，被很多人认为是生产之后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当然，科学的哺育观告诉我们是不需要开奶的，需要的只是让宝宝尽早吸吮，不过“开奶”到底是啥意思呢？
而真正的授乳环节，可供选择的有两种办法，一个是由母亲亲自授乳，一个是雇人授乳（也就是奶妈）。
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似乎又逐渐回归到母亲亲喂这个主流上去了。
在古代，母亲不自乳儿而由他人代乳是身份的象征。例如《礼记·内则》便提到世子出生，负责乳哺的是“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但“士之妻自养其子”。这种习惯也延续到后世的宫廷，历代皇宫乳母、奉圣夫人，可谓史不绝书。
民间同样有乳娘的需求，富贵人家请人代劳，又或者产妇基于健康理由不便授乳，都是造就乳母这一行业的原因。
虽然汉代曾经有过视妇人乳儿为不吉利的民俗，王充在《论衡·四讳》已大力反驳，而后世士人家庭亦多摒弃这个看法，主张生子自乳。元人郑太和《郑氏规范》便规定其族“诸妇育子，苟无大故，必亲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饥人之子”。这个看法并不是孤立的，明代陈龙正《家矩·雇乳母论》更进一步宣称雇乳母等于“杀人子而养吾子”。
至于具体的授乳方法，传统医家也有颇细致的介绍。
害怕婴儿过饱是古人一种普遍的顾虑，俗谚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 婴儿作为食乳者，其心理和生理无疑得到了医家莫大的关注，因此，要求授乳者尽量要配合婴儿的身心状态来喂哺。
此外，无论乳儿者是母亲还是乳母，传统医者一般要求她们注意饮食健康和心境平和。古代认为“血气化为乳汁”，而“善恶悉由血气所生”，因此“喜怒、饮食，一切禁忌，并宜戒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乳母论》）这种论点与胎教精神亦颇有相近之处，而实际上孕妇和哺乳妇人的饮食宜忌亦很类似。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婴儿未能吸吮母乳或者得不到足够的母乳时，古人也会利用一些食品代替。
明清传记资料中就曾有过若干家庭以米汁、粥水等稀薄谷类制品喂哺婴儿，代替或补充母乳的记载。此外，用动物乳汁哺婴也很常见。
东北地区亦流行用羊奶乳婴，其法与猪奶乳婴不同，当地人习惯用接受过训练的奶羊直接哺婴，只要婴儿一啼哭，奶羊便会自动伏卧婴儿旁让婴儿吮吸。
传统对给予婴儿辅食的态度相当谨慎而略趋保守，而且乳儿期较长，断乳时间较晚，多半是足两岁后才真正断乳，也有三、四岁甚至五、六岁才断乳的。而婴儿食品主要是煮得烂熟的米、面等。
这很能代表古人对于训练孩子口胃的谨慎态度。
当然，也有个别地区的一些习俗没有坚持这种原则。例如江南地区幼儿离乳“开荤”是流行吃鹅肉的，名句“今日开荤尝鹅肉，明朝学步不跌跤”就是写这种习俗。
了解古人怎么哺喂，怎么育儿，对现如今我们怎么带孩子确实没什么帮助，但了解整个认知过程的演变，却是一件颇为有意思的事情，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葩”的育儿传统，为什么老一辈会如此坚持这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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