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决定某几家商店今天有没有额外的好东西，他甚至可以看心情，让这几家商店附近的人只能喝韩国白酒或者是中国白酒。当然，如果你让他高兴，连亚美尼亚的白兰地他都可以搞得来。
前言
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抵达蒙古国之前，并未去过内蒙古。所以对于这个和内蒙古接壤，却叫“国”的地方，总是感到一丝莫名。
踏上乌兰巴托的街道，已经是傍晚时分，热情的韩国人接待了我，车子匆匆驶向他们开的酒店。
酒店的窗外，墨蓝色的天空上，零星有几颗星星，街面上传来了酒醉后的嚷嚷声。低头看了一眼，拉上了窗帘，全世界不管在哪儿，人喝多了都一个德行。
第二天一早朋友来接我，下楼时，昨晚和蔼可亲的韩国大叔站在前台，额头上包扎着纱布。我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答是昨晚上有喝多了的人来找麻烦。
“那哪儿行啊，就没人管管了？”我问。
没人搭话。
路上，朋友才慢慢讲给我说，虽然蒙古的国力在逐步上升，但留在这里的不少中国商人，却正面对着日益艰难的处境，寻事的大概就是这批人。
几年前，搞外贸的有个说法，说蒙古“除了生产矿泉水，马毡子，卜楞铁还有牛羊，什么都没有”：石油和好点儿的烟酒主要从俄罗斯弄来，日用品基本都从中国搞去，零星那些杂七杂八的，则从日本、韩国带去。
在蒙古，这些东西距离乌兰巴托越远，普通人能购买到的就越少。于是，漫长的公路上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他们穿梭在各个城市之间，低买高卖。
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保护政策，有不同背后势力支持的商店和批发市场，但蒙古人的确不爱干那种跑几百公里、只为从一包抹脸油挣一两千图格里克（约人民币几块钱）的事情。
于是，在没有省级公路的荒漠上，在黑色大风刮起来的草原边角上，在熙熙攘攘的蒙古基地旁，一辆辆红色的俄制嘎斯（GAZ）69越野车呼啸而过。嘎斯69很像北京吉普212，大部分当地人会将车子后半部分改装成坐板或者货板，可拉人、可载货，在乌兰巴托外的贫民窟里，还有用嘎斯69改成的移动妓院。
这种“黑货运”类似中国旧时代走街串巷贩货郎的挑担，谁也不知道这些车下一次给你商店拉来的货里，会不会忽然冒出一个你从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但谁都不知道，这些货物运输到这里，要穿越过一个什么样的丛林世界。
跟着蒙古老大哥去经历成为男人的时刻
卢毅初中毕业就来到了乌兰巴托。
认识新的朋友，光明正大的酗酒，同处于叛逆期，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熟悉的亚洲面孔让青春期的卢毅并不害怕。
没多久，仗着有本地的朋友在，卢毅就也可以像在家乡呼和浩特一样，看见漂亮姑娘经过便瞎喊叫几句。让每一个女孩担忧地加快脚步，是从未近距离接触过女孩的卢毅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很快卢毅的朋友们带来一种黑褐色的膏状物，用勺子挖出来一截，再用酒精灯的蓝焰灼烧勺子底部，膏体慢慢挥发，冒出的烟气被年轻人轮流吸进鼻子。爽得不行，那些嗨起来的蒙古人都不再说蹩脚中文，而是对着卢毅笑嘻嘻地没完没了说蒙语了。
卢毅和这些朋友们在一起的大半年时间里，就是抢劫、斗殴、宿醉、吸食黑色的膏状物，这一切都除了不用再害怕警察、老师和家长，对于卢毅来说和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
这群年轻人在这里的精神领袖，是位叫毛益西格的“老大哥”。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是土生土长的蒙古国人，留着三七分的发型，经常戴着渔夫帽，身着红白格子的衬衫，一条牛仔裤配上黑色的靴子，身形挺像中国一位上过春晚的胖歌手。他对人温暖，不管任何问题都会热心地帮年轻人解决，尤其是愿意帮助迷茫的年轻人，所以他身边总是聚集着很多十五六岁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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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益西格的家，也就是他“收留”这些孩子们的地方，破旧的暗红色的沙发和桌子上总是会堆满了很多文件资料，以及各种新蒙文的书籍。
毛益西格总是对这些少年们说：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世界对待你们够公平，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会是圆的；如果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扭曲的，那么说明他们在欺骗你——家长欺骗你说这样做会对你将来好，但却其实他们是自私的，只是想要你将来飞黄腾达，然后通过你过上自己这辈子无法实现的好日子；老师们也是在利用你，你学习，老师才能达到拿到的工资和奖金、补给福利的目的，你们在老师眼睛里，和环卫工人眼中满大街的垃圾、空酒瓶是一样的，不会有任何其它多余出的情感……
这些絮絮叨叨的理论，迎合了和青春期少年叛逆的思维，对于来自异国他乡的、或者是从小城市来到乌兰巴托的蒙古孩子来说，他们仿佛遇到了“理解自己的人”，在“老大哥”这里，他们不用再虚伪地扮演“好学生”、或者在学校里说坏不坏说好不好的“王八蛋们”，也不需要成为父母改善生活的跳板，或者老师工资条上的数字。
总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通过命运、朋友的介绍、风传的口碑来到了这里，他们见毛益西格，就是为了想听这个“大人”亲口告诉他们，自己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他们说，只有毛益西格会帮助你，告诉你那些人的险恶用心。
毛益西格反复强调：“如果你没有办法真心对街道上一个陌生人说出你的一生、你的所有缺点和秘密，那么请不要相信那些成年人会告诉你他们有多后悔当时没有怎么做的屁话。成年人永远是最自私的。”
毛益西格经常站在二楼的厨房前，看着楼下的年轻人们喝酒，踢球，互相辱骂，打架，然后又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无数次，毛益西格在聚会后，都会眼角含泪说，自己和城市里、街道上的成年人一样糟糕，他能够提供给大家用来狂欢的，只有这个二层小楼的每个房间，以及楼门口这小小的工程车停车场，“等你们变成成年人，就会变成自私的样子，眼睛里只有更好的沙发和更贵的衣服，但是再也不会有这会儿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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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家长也去找过毛益西格，但是对着他又讲不出什么道理，因为毛益西格根本就没有招揽这些年轻人过来，都是这些年轻人主动去他那里寻找归属感的。
毛益西格那里总有喝不完的酒，总有慕名而来的姑娘，虽然她们说的语言不同，但是长相看起来和中国姑娘没有区别。但毛益西格在这事上面格外严厉，说，只有变成男人之前，才能和姑娘们一起快乐，因为“在成为男人之前，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做到尊重姑娘们。”
终于有一天，卢毅和他的伙伴们被毛益西格叫了过来，毛益西格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在寒风瑟瑟的仓库门前，宣布说，年轻人们，你们今天可以开始向男人们迈进了。
毛益西格的中文并不好，平常聚会都是由这个朋友翻译他讲话的核心思想。今天毛益西格的朋友经过卢毅的时候，伴随嘴角的“加油”的口型，和蔼地给了卢毅一个微笑。
毛益西格大声宣布，又有一些自私的人，偷偷地贩卖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东西到了这里，同时还带了年轻人和他们一起。他们这么做，让那群年轻人丧失了青春快乐的时间，让年轻人麻木在金钱、数字里，他们穿的那些衣服比你们身上的昂贵很多，但也只不过一样暖和。
“他们和那些成年人、老师一模一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堂而皇之地告诉你们‘吃苦才能变成更好的人’，他们利用你们对世界的无知，他们想让你们每一个人变成他们的奴隶。”
“他们构造了你们眼的那种中扭曲的世界观，让大家都不再快乐，不再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只追求钱！你们在我这里，没有钱，也没有花钱，但你们快乐！这就说明了，这个扭曲的世界，是可以让年轻人在成年前足够快乐的！”
“如果你想要成为男人，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保护弱者，保护正在受欺负的年轻人们……”
毛益西格的讲话通常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是足够让底下的年轻人一个个热血沸腾，仿佛说出了自己只有手淫时候才敢偷偷想的那些事情。
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走了出来，给每个人的手里发了一副手套，然后大家分批上了几辆车。车拉着年轻人们经过体育场的时候，卢毅看到了里面正在训练的同龄人，他们脸上有着笑容。卢毅心里告诉自己，“他们只是被教练利用去比赛，然后教练会获得奖金，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还误以为自己真的喜欢运动，喜欢冠军。”
毛益西格，果然是正确的。
经过体育场，经过正在修缮的汽车站，两边都是绿色植被和黄色土坡，很快，每辆车上的“大哥们”，开始吩咐卢毅他们等下要做的事情——将那些偷偷贩卖各地物资到这里的人们“截停”，让年轻人们“过他们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在黑货运聚集地完成人生逆袭的少年
卢毅们打劫的对象，往往是武加禾们的同类。
武家禾十五岁初中辍学后，便跟随自己的父母到了蒙古做货车生意。
武家禾和母亲所在的地方叫Uliastai，乌里雅苏台，韩国人的发音接近“昂斯泰兰”。这里号称是蒙古国最早的贸易发源地和起点，四周群山环绕，有河谷。
数年前，乌里雅苏台也是黑货车的交易聚集地，在这里，总能找到大连的干大虾，俄罗斯的椴树蜂蜜，日本人的棉裤和袜子。
倒买倒卖选在这里的好处有两点，一是这里大部分本地人都去首都乌兰巴托了，数量相对比较少；二是这里对外国人并不排斥。
偶尔还能看到，一边几个男孩高呼“西八”（韩语的脏话），另一边几个男孩则大喊“干他娘的，弄死这几个傻帽儿”，然后两边的少年们就乱糟糟打起来了。再过一会儿，架打完了，两伙年轻人又一块儿笑嘻嘻踢球去了。日本人在这里长居的不多，但是大概因为日本给了蒙古大量经济援助，加上蒙古人也玩相扑，本地人好像特别喜欢日本人。所以，一旦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几国孩子们打起来了，中韩两国少年们都会奔着日本少年而去，路边的蒙古本地的孩子看见，就会帮着日本孩子和中韩少年们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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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家禾还没学会用蒙古语骂人之前，父亲就因为打架斗殴丧命了。这里的生活很现实，要么有资源，要么有实力，如果只是空有一条自己跑出来的货运线，几天就会被人抢去。
叛逆期的武家禾过早地领会了这种生活的残酷。他身材矮小，看起来也不壮实，无论母亲如何苦苦哀求一起在这里讨生活的青海老乡，大家也都不爱带这个吃饭不多、干活又没劲的小家伙。
为了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武家禾的母亲对曾经和老公把酒言欢的老乡撇开了双腿。那天武家禾刚回家，就看见男人刚在床头扔了一些钱。见他进来，男人还让他从门口拿了点卫生纸，擦完后扔在地上，系上了皮带走了出去。
武家禾当时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那一两个月对他们母子俩而言，不管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非常艰难，武家禾也曾在气头上对着自己的母亲咆哮，“你不如就出去卖就好了啊！”母亲只能泪流满面在地上抱着亡夫的衣物，给生气的儿子不停磕头。
然而没过多久，好像母子俩便明晰了自己在这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武家禾变成了一个看到家里卫生纸和安全套没有了、会出去买回来的沉默小孩。
和其他男孩子一起出去踢足球的时候，17岁武家禾是那个不会有人传球给他、射门也不会有人阻拦、带着球大家只会撞倒他的透明人。同龄人略带讥讽的问他，和他妈妈睡一晚上怎么算，武家禾会熟练的给他报出一次多少钱，安全套多少钱一个。他面无表情，仿佛心无负担，即使知道那只是对方的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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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少年A第一次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时候，武家禾也一愣，这个看起来比自己小一点的男孩，每天拿着一个新的足球踢来踢去，踢着踢着，就停下来看着武家禾。
头一次没有同龄人对自己恶语相向或者拳打脚踢，这个男孩在武家禾的眼里显得那么耀眼。
短短几天，两个人就玩到一起了。武家禾很快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少年愿意和自己玩了——少年不说话，应该是个哑巴。
一天傍晚，武家禾正在和少年A踢球，突然来了几个同龄老乡叫武家禾过去，武家禾有些怯懦，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过去的下场。
武家禾不想在新朋友面前表现得太过懦弱，于是大声喊了几句。当然，免不了一顿拳打脚踢。
几个老乡嬉笑着揍完武家禾后，其中最高最壮的那个，走了过去，把他拖到两辆嘎斯69中间，拉开了裤子拉链，对着武家禾的嘴扇了几个耳光，把半跪着的武家禾头部按向了身下。
武家禾恶心得想要吐，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了远处躲在卡车后面少年A。少年A没说话，也没有动，就这么一直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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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武家禾起床，明白自己又回到过去那种没有人理、所有人都欺负自己的日子了。
没想到打开门，看到少年A还在门口踢球，然后停下来看着自己。
武家禾瞬间崩溃了。他一边哭一边看着对方，埋怨对方昨天为什么要看着自己被欺负，为什么不来帮忙，不帮忙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一直看。
重复地絮絮叨叨，哽咽、流泪，在早晨八九点钟、几辆破旧的卡车中间，武家禾仿佛把自己积攒几年的委屈话，全部说给了这个从来没说过一句话的少年。
过了几天，少年A突然把武家禾从家中拉了出去，门外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大约比武家禾大个几岁，一头长发，很漂亮。
武家禾猜她大概是少年的姐姐，于是也叫了一声姐姐，还没多说，“姐姐”就开口用不太流利的中文问：“你们差不多大的男孩一般都在哪里玩？”
武家禾说：“不出车的话，就在前面河谷边儿的平路那块儿。”
“姐姐”听完就拉着少年A走了，武家禾一脸懵懂地站了一会儿，又匆匆跑上去跟着。
河谷那边，一群年轻人正在抽烟踢球，脚边扔着几个啤酒瓶。少年A默默指了指，“姐姐”点了点头，离开了。
那些年轻人瞄见了武家禾，有的叫嚣着，你还敢叫人？其他几个也阴阳怪气，说，“和你妈妈一样有瘾了是吗？我再让你舒服舒服？”
因为彪悍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加上长期拉车搬货，这些将近二十岁的中国小伙子身体几乎已经接近本地人小孩的强壮程度了。说话间，几个人已经走了过来，将武家禾踹倒了，不到20秒的时间，已经把他砸个够呛了。
就在武家禾的双臂已经没有力气挡到自己的脸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清晰的声音说：“就是他们。”字正腔圆，声音嘹亮。
转过头，少年A的姐姐坐在一个蒙古大汉长相的人旁边，用手大概一指，身后的两车大汉就下了车。有的戴着墨镜，有的穿着黑色皮衣，胖子并不多，精壮的高个倒是不少。
战斗开始得很快，结得的也很快。几个蒙古哥们儿对着被打倒在地上的人叽里咕噜了几句，被打的那群里年纪较大的一个用简单的蒙语唯唯诺诺地回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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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武家禾提了几瓶啤酒去找少年A，问，你干嘛不跟我说话。少年A说，你也没问我名字，也没和我说什么需要我回答的话呀。
年轻人的友谊快速升温。武家禾发现少年A的背景并非那么简单，原来在乌里雅苏台，几乎每家商店里的冷柜，都是这个少年联系运输安装的。
几个月过去，武家禾再也不是以前懦弱的武家禾。少年A经常鼓励他报复以前欺负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欺负他的老乡。
少年的舅舅控制着乌里雅苏台进出口的收费、货物检测，这些“业务”是从蒙古国官员那里“承包”来的，换句话说，这里大部分干黑货车的中国人都是要靠着少年的舅舅赏饭吃的。
武家禾从来没有见过少年A的舅舅，少年A似乎也不怎么爱提起。有一天少年A说，要不你也试试自己带俩人跑车。
武家禾琢磨，这几个月自己没再挨打，是因为有少年A和他姐姐罩着，真自己出去跑车，那可太难了——别说门口山谷外荒漠上那些抢钱的流浪汉们，就光是同胞间的黑吃黑，自己也打不过。但是少年A一如既往鼓励武家禾说，就算你不为你自己，为你妈想想。
武家禾跑的第一趟黑货车，是从乌兰巴托把俄罗斯的盐往周边几个城市“倒”。这算是最简单的跑车了：俄罗斯白盐，堪称蒙古跑黑货车的新手练习物品——价格便宜，一大“件”16盒（一盒2斤），价钱折合人民币才30元左右；包装结实，不管车改装没改装，都很容易码入车内；分量够重，这样即便是新手司机遇到糟糕地形和大风天气，也容易驾驭车子——最重要的是，赚得不算多，本地人看不上，同胞没人抢。
一车拉上几十大件，每周能往返个几个城市，对于新人来说，这个生意实在算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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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的一天早晨，母亲叫住了武家禾，说，家里的钱攒够了，足够母子俩回青海老家，盖个小楼，做点小买卖，就算亏本也能坚持几年。
武家禾心里明白，这么多年，母亲在异国他乡的破水泥房子里含辛茹苦，落得一身病，就是在一直等待在某一个时刻，能彻底与这里决裂，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但母亲万万没想到的是，曾经懦弱的、听话的儿子，却站在门口冷冷地说：“要回我送你回去，我在这里刚有了我的世界，我回去了干吗？继续被人欺负？”
在认识少年A之前，大概除了每次吃饭可以自己决定先夹哪个菜之外，武家禾的人生中鲜有能轮得着自己做主的时候。而现在，他比生前跑黑货运的父亲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可以决定某几家商店今天有没有额外的好东西，他甚至可以看心情，让这几家商店附近的人只能喝韩国白酒或者是中国白酒。当然，如果你让他高兴，连亚美尼亚的白兰地他都可以搞得来。
在这里，不管是中国商人还是蒙古大妈，见了武家禾都是一脸笑容，还有一些以前欺负过他的人，现在正在跟着他，在他的车上跑生活。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武家禾心情不好，对他们说一句“你以前不是还欺负过我吗？”对方就会立马扇自己耳光骂自己。
武家禾不敢想象，他说自己没有回头路，好不容易打拼到了现在，有少年A，自己就不会差到哪去。
母亲还是走了，是武家禾的司机和搬运工送的。武家禾把家里收拾了一番，以前，母亲总是给所有窗户都拉上了窗帘，武家禾干脆把所有窗帘和旧家具都扔了，新桌子，新桌布，新杯子。母亲离开了，也不会因为看着那些旧物件、不断回忆起过去那些男人的身影而心里难过，这样也挺好。
接下来，武家禾要靠着自己的双手，重新生活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