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创伤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编辑/冰尔 文/保罗·图赫

研究表明儿童时期不良经历带来的实际生理影响会写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深深地隐藏于人的皮肤下面。所以，无论你是否觉察，所有的经历都会写在孩子的身体里。爸爸妈妈要仔细读一读这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

最新研究显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和趣味性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略微令人吃惊的概念：在某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医生可以只凭借一个数字，总结出此人在此前的人生旅程中所经历的所有压力，以及这些压力让人在现今所面对的健康问题。在某些方面，这就是一种改良版本的ACE得分。ACE得分依赖于你对个人儿童时期经历的主动坦白，与此不同的是，稳态应变负荷却只能反映冷冰冰硬邦邦的医疗健康数据。

美国加州大型医疗保健机构恺撒医疗中心预防医学主任文森特·弗里蒂写过一篇文章《儿童期不良经历与成年健康的关系：化金为土》，介绍了关于“儿童期不良经历”的研究，即通常被称为“ACE”的研究。这项研究是弗里蒂与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罗伯特·安达于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

1995年初，报名参加恺撒卫生保健组织接受全面医疗检查的患者会接到一份问卷调查邮件，他们需从10类不同的儿童期不良经历中选择一类与自己有关的类型回答问卷，包括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生理和心理上遭受的冷落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常情况，如离婚、单亲，或者家庭成员存在入狱监禁、患有心理疾病或吸毒等情况。在几年的时间里，超过1.7万名患者完成并返回调查问卷，回复率接近70%。这些被调查对象可以代表中层至中上层人口的主流群体：75%为白人，75%曾读过大学，平均年龄为57岁。

在安达和弗里蒂统计调查结果时，连他们自己都大吃一惊，在这个总体上还算富裕的人群中，儿童期遭受创伤和挫折的情况居然非常普遍。超过1/4的被调查者指出，他们的家庭成员中有酗酒者或吸毒者；同样有超过1/4的被调查者在儿童时期曾遭受过殴打。随后，医生根据患者遭遇的ACE数量给每一名患者打分，即：被调查者每经历过一种创伤便可以得到1分，研究者发现，2/3的被调查者至少经历过一种ACE，1/8的被调查者经历过4种或更多ACE。

当安达和弗里蒂将ACE得分与恺撒医疗中心收集的大量医患资料进行对比时，一个更令他们不可思议的事实浮出水面。安达后来曾著文写道，儿童期遭受的不良经历与成年后负面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以至于“让我们感到震惊”。此外，这种相关性似乎服从一种完美线性的剂量反应模型：ACE得分越高，瘾性行为变成慢性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程度越严重。利用这些数据，安达和弗里蒂制作了一个又一个柱形图，但所有柱形图都显示出基本相同的形状。在每个柱形图的底部，即x轴上，医生标出患者经历过的ACE数量，而y轴则表示占主导性的某种不利结果：过度肥胖、抑郁症、过早涉及性行为以及吸烟史等。在每一个柱形图上，柱形从左（没有经历过任何ACE行为）向右（经历至少7种ACE）逐渐上升。与没有经历过任何ACE行为的人相比，至少经历过4种ACE行为者吸烟的可能性超过前者的1倍，酗酒的可能性为前者的7倍，在15岁之前有过性行为的可能性为前者的7倍。此外，后者患癌症、心脏病和肝脏疾病的概率比前者高1倍，而患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的可能性则是前者的4倍。在某些柱形图上，柱形上升的幅度非常大：经历过至少6种ACE的成年人出现自杀的可能性为无ACE记录者的30倍。而至少经历过5种ACE的成年人有吸毒行为的可能性则是无ACE记录者的46倍。

尽管这些行为带来的结果令人震惊，但至少符合我们的直觉判断。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就一直认为，童年时期遭受的创伤可能会造成自卑感，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假设，这些感受会引发吸毒、抑郁甚至是自杀行为。ACE研究中表现出的某些健康问题，譬如肝脏疾病、糖尿病或肺癌，极有可能是严重酗酒或者暴饮暴食等自我破坏行为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弗里蒂和安达却发现，即便未出现这些行为，儿童时期不良经历依旧会对成年后的健康带来深远影响。在对ACE得分较高（达到或超过7）但却未出现吸烟、酗酒及过度肥胖的患者进行研究之后，两位研究者发现，他们患缺血性心脏病（这也是造成美国人口死亡最常见的诱因）的风险依旧比ACE得分为0者高出360%。也就是说，尽管这些患者在儿童时期经历的挫折让他们身患疾病，但这些疾病却与行为无关。

心理医师伯克·哈里斯收集和编写了大量的资料，大多数可以归入两个最晦涩难懂的医学领域：神经内分泌学（研究激素与大脑之间如何互动）和压力生理学（研究压力如何影响人的身体状况）。所有科研人员一致认同，早期不良经历给身体和大脑发育带来危害的关键诱因就是压力。

我们的身体通过一个被称为HPA轴的系统调节外部压力。在这里，“HPA”代表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拗口的词描绘了大脑和身体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并形成化学信号的过程。当潜在威胁出现时，人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下丘脑。大脑的这个部位控制着人的非意识生理特性，譬如体温、饥饿和口渴。下丘脑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触发脑垂体中的受体；随后，垂体释放代表信号的激素，刺激肾上腺；继而，肾上腺又发出反映外界压力的糖皮质激素，引导身体做出一系列特定的防御性反应。在这些反应中，有些反应在发生时我们是可以意识到的：比如说恐惧和焦虑之类的情绪，或是心跳加速、浑身打冷战、口干舌燥之类的身体反应。但HPA轴产生的很多效应却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或许不会感受到身体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神经传递素开始活跃，葡萄糖水平提高，心血管系统向肌肉中注入更多的血液，血流中的炎性蛋白大幅增加。

神经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在其代表作《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一书中指出，和所有哺乳动物一样，经过长期的进化和发育，我们的压力感受系统同样可以对短暂和敏锐的压力做出反应。对于生活在大草原上，需要随时随地躲避食肉动物袭击的原始人类来说，这个系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现代人类显然无须时时刻刻警惕狮子的攻击。当下，我们所承受的大部分压力则是来自于心理层面，即：处于对某种事物的担忧中。而HPA轴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应对这种压力。

萨博斯基在书中写道：“一旦面对来自外界的紧急情况，我们就会激活这个本能性的生理系统，但即便紧急情况已经消失，我们还是会让这个系统继续保持开启状态，甚至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让自己不得安宁，为了抵押贷款、人际关系或是职务晋升而焦虑万分。”通过过去50年的研究，科学家们已发现，这种焦虑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极具破坏性。如果一个人的HPA轴承受过度的压力，尤其是在婴幼儿和童年时期，就会给其身体、心理和神经带来各种各样长期性的不良反应。

但是，对于这个过程，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造成危害的并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身体在压力面前做出的反应。20世纪90年代初，洛克菲勒大学的神经内分泌学家布鲁斯·麦克尤文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而这也是目前该领域被广泛认同的理论。麦克尤文将人体应对压力的过程称为“稳态应变”，他认为这个过程会对人体造成损耗。如果身体的压力应对系统超负荷工作，那么，它必然会在压力之下越来越虚弱，直至崩溃。麦克尤文把这个循序渐进的损耗过程称为“稳态应变”负荷，并指出，这个过程的破坏性效应会发生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例如，紧急压力会使血压上升，以便为需要对危险形势做出应急反应的肌肉和器官提供足够的血量。这是它的积极作用。但反复升高的血压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这又会直接导致心脏病的发生。这是它的消极作用。

尽管人类的压力反应系统在结构上极为复杂，但实际上，它却像曲棍球球棍一样精巧灵活。我们的身体里存在着很多防御体系，它们会根据我们所面对的压力类型，由其中最适合的一个体系做出反应。例如，在你的肉体受到伤害时，最理想的防御方式就是由免疫系统生成大量抗体。在面对攻击者的时候，为了躲避袭击，你希望心跳加快并且血压升高。但HPA轴并不能区分不同类型的威胁，因此，为了应对威胁，它会同时激活所有防御体系。遗憾的是，这意味着你经常要做出各种各样毫无意义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当你需要在众多听众面前发言时，却突然感到口干舌燥。因为你的HPA轴感受到威胁迫近，于是，它开始减少唾液分泌量，而为规避袭击做准备。此时，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一杯水，然后一饮而尽。

我们可以把HPA轴看作一支装备精良，拥有高科技救火车的豪华型消防队，每辆消防车都拥有一套极为特殊的救火工具和一支训练有素、精明强干的消防员。当火警响起时，消防员不需要时间分析发生了什么问题，也不需要思考哪辆消防车最适合解决问题。所有消防车都会拉响警笛，一股脑儿地全速赶到火灾现场。和HPA轴一样，它们会动用所有可能派上用场的工具做出快速应对。这对拯救火灾中的生命来说或许是正确的策略，但这也可能会过于兴师动众，小题大做——为了应对一只冒烟的垃圾桶甚至是虚假警报而动用十几辆消防车。

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发展学院的艾伦·索洛夫与沃特斯共同建立了一座实验室，对很多母亲及其孩子进行了“陌生人情境”试验。不久之后，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发展学院便成为全球依恋理论的研究中心。

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拜伦·埃格兰德随后加入了索洛夫的研究团队，针对低收入母亲及其子女的生活状况开展长期研究。通过当地的公共医疗诊所，他们招募了267名孕妇，这些孕妇均为第一次怀孕，而且收入水平均低于贫困线。其中，80%为白人，2/3未婚，一半为少年。埃格兰德和索洛夫对这些孕妇产下的孩子从出生便开始进行跟踪，并持续研究至今（目前，他们的研究对象都已年近40）。针对这项跟踪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埃格兰德、索洛夫及其他两位作者在2005年出版的《人的发展》一书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项关于早期亲子关系对儿童发展长远影响的研究，也是迄今为止对依恋理论最全面的论证。

这几位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发现，依恋的类型并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有的时候，这种依恋关系会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生变化，有些焦虑依恋型的孩子同样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对大多数儿童而言，按“陌生人情境”及其他检验方法，在1岁左右表现出的依恋类型对人生后期各方面的发展具有极高的预测性。在人生初期处于安全依恋型的儿童在成年后会更善于社交：他们能更好地在学前阶段与小伙伴们融洽相处，在儿童时期中间阶段，他们能结交到亲密朋友的可能性更大，并在进入青春期后能妥善处理复杂的社交网络关系。

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的这项研究，2/3在婴儿期表现出安全依恋倾向的孩子进入学前阶段后，在老师的眼里他们的行为是“被认可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课堂上会表现出应有的专心和参与意识，很少做出不合规矩的事情。而在几年前通过观察被定性为焦虑依恋型的儿童中，只有1/8在进入学前阶段后被定性为“被认可”；在老师的眼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至少存在一种行为问题。（做出这些评价时老师并不知道孩子们在“陌生人情境”中的表现。）

在早期抚养风格中被判定为缺少关爱或情感投入极少的父母，其孩子在学前阶段的表现最糟糕，且老师对其中2/3的孩子提出给予特殊教育或留级的建议。在教师按依赖性指标对学生进行的排序中，90%具有焦虑依恋史的孩子被列为班级中更具依赖性的那一半，而这个比例在具有安全依恋史的孩子中却只有12%。在对教师和其他孩子的调查中，具有焦虑依恋倾向的孩子更有可能被定性为自私、不善社交和不成熟。

在这些参与研究的孩子达到10岁时，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48名学生组织了一次为期4周的夏令营，在整个过程中，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密切的观察和认真的研究。从夏令营辅导员（同样不了解这些学生在1岁时的依恋类型）对孩子的评价分析结果来看，在婴儿期具有安全依恋倾向的孩子更自信，更有好奇心，而且更善于应对挫折。而具有焦虑依恋史的孩子则不喜欢与同龄人共处，他们更习惯与辅导员在一起，或是干脆独处。

当研究人员对这些孩子跟踪到高中阶段时，他们发现，早期的亲代养育和关怀比智商或考试成绩更有助于预测哪些学生能最终毕业。如果忽略学生本身的品格或能力而只考虑早期抚养的话，研究人员发现，在孩子达到4岁之前，预测他们高中辍学率的准确性可以达到77%。

研究表明，婴儿在生命初期获得的额外呵护，最终都会转化为好奇心、自信、自立、镇定和勇于克服困难等优秀的品质和能力。母亲在早期抚养中施予的爱护会让孩子在面对问题时拥有一种充分的灵活性，从而形成抵御外界压力的缓冲器。若干年之后，在面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压力时——或者说面对现实生活版的“空场测试”时，都会动用这种早期储备的自信帮助他们，克服障碍，继续前进。

《品格的力量：坚毅、好奇心、乐观精神与孩子的未来》

作者：［美］保罗·图赫

出品：青豆书坊|湖南教育出版社

保罗·图赫（Paul Tough），《纽约时报杂志》特约撰稿人以及公共广播节目《美国人的生活》定期撰稿人。他的作品经常刊登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绅士季刊》《君子杂志》等刊物上。他的《品格的力量》出版当年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曾占据亚马逊书店总榜第一名达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