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为了生娃，你拼尽了全力

严薇懒懒地躺在卧室的床上，肚子里的孩子13周了。按照常识，孕期前三个月最危险的时期已过，她感受到了安全和欣慰。

严薇是在潮汕地区工作的一名教师。这个学期，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一直待在深圳，一天班都没去上。和许多同龄女性一样，36岁的她既面临着人生的关键节点，也纠结于年龄增长对婚姻和生育的深度焦虑。

这次怀孕前，严薇已做过四次试管，但次次失败：

2017年5月份移植一次，孩子没有胎芽胎心，以清宫流产告终；

2018年12月移植一次，失败；

2019年4月移植一次，失败；

2020年6月移植一次，失败。

在中国，“生孩子才是成功女人”这样的价值观，其实不自觉都会被安在每一个女性的头上。

对于8月这次移植，严薇说，如果用完所有冷冻的受精卵还不能成功，就认命了，“去抱养一个孩子，或者离婚，孤独终老。”

第五次“试管”

成为父母，无疑对很多人来说，是幸福的事情。但这条路上，有的人轻松，有的人却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

2016年结婚时，严薇32岁，丈夫石磊41岁。备孕半年无果后，夫妻俩决定尝试做试管。

“2017年第一次试管，移植成功了。”为了保险起见，拿到胚胎着床的诊断后，严薇就将姐姐从老家叫了过来照顾。但好孕带来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6月份，胎龄8周的孩子依然不见胎芽胎心。医生只得建议她做清宫手术。

得知严薇的孩子保不住，一心想要抱孙子的公公发难了。

“快要手术前的几个晚上，他每天晚上都在客厅唱歌，半夜起来洗衣服，故意搞出很大的声音。”严薇和姐姐向老人家表达了意见。公公毫不克制，愤怒地冲严薇喊：“孩子反正保不住了，关我什么事！”

让严薇更难过的是丈夫石磊的态度。做完清宫手术后，两人发生争吵。石磊罕见地冲着严薇喊：“生不了就离婚！我必须要有个自己的孩子，你生不出来我就找别人生。”

严薇和石磊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两人都是湖南人，老家在同一个镇上。严薇在潮汕地区的某所学校教书，石磊在深圳，两人认识半年后结了婚。原本以为是两个大龄青年的“相互救赎”，却因孩子的问题变成相互伤害。这次争吵后，严薇收拾东西搬回了学校，半年没有回深圳的家。

但生娃之路不能断啊。前三次移植失败后，严薇和石磊转到了深圳市妇幼生殖免疫综合科，挂到了主任刘庆芝的号。在市妇幼做的第四次移植失败后，严薇终于得到了屡次失败原因的答案——丈夫石磊患有“无精症”，精子质量非常差。得知这个结果，严薇很是无奈：“以前每次失败，他都怪我，认为是我的原因。”

2020年8月份，他们做了第五次试管。之后，严薇加入了医院组建的“向日葵义工队”，“有‘高人’说是我的‘福报’不够，要多行善。”严薇当然不会相信“玄学”，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总是对的。

因为没怀上孩子，2016年结婚后，严薇就再没回湖南老家过春节。

“老家的人总是催，总是往死里问啊。”每次学校放寒暑假回老家，严薇选择当起了“隐形人”——自己关在家里，大门不出。

但你们很快有娃了，过年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去了？

严薇笑了笑，没有回答。

一定要“儿子”

生或者不生，在这么一个现代化多元社会，表面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对女性来说甚至更为苛刻。

王鑫（化名）30岁出头，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说起女儿，王鑫很幸福，那是“我的小棉袄”。

不过，王鑫的岳母可不这么认为，“要是个儿子才好。”王鑫清晰地记得，产房门口，当看到护士手中抱出来的孩子是女孩，岳母脸上那一刻堆满的失落。

但这个女儿来得实在太不容易了。王鑫生于1988年，妻子小雨小他几岁，两人都是潮汕人。2015年，刚结婚不久，小雨的测孕试纸第一次测出两条杠。两人抑制不住激动，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告诉了家中老人，但喜悦伴随着小雨的流产戛然而止。

2016年，小雨再次怀孕，有了上次的教训，小雨在怀孕之初就辞掉工作，住在医院保胎。然而意外再一次来了——怀孕到两个多月时，医生检查发现，小雨子宫内的胚胎发育成了凶险的“葡萄胎”。医生建议小雨马上做清宫手术，并暂停备孕两年。

得知这个结果，小雨瞬间崩溃，当场失声痛哭。王鑫只能安慰妻子：“没事的，我们还年轻，还有大把机会。”清宫手术后，家里老人甚至给他们安排了一场“法事”，尽管不太相信，王鑫还是遵照两家老人的意思，一步步走完了所有程序。

在家里，“孩子”成了不能触碰的话题。王鑫经常在回到家时看到眼睛红肿的妻子。“有时候半夜醒来，看她已经哭成泪人了。”为了重振信心，王鑫也积极检查身体。“当时去很多家医院看，一些现在看来比较搞笑的方法也试过了。”

2019年，小两口做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决定。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小雨成功自然受孕。虽然保胎的过程痛苦又漫长，但好在女儿平安降生了。

采访时，宝宝已四个半月，漂亮又健康。王鑫表示不打算再要二胎了，但妻子和岳母坚决不从。生完女儿的当天，小雨当场表示，继续生，直到儿子出现为止。

“潮汕人嘛，香火观念重。我老婆又特别传统，唉。”王鑫无奈地笑笑。

“生不了”的背后

每年，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免疫综合科都会有六七万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患者前来求诊。

这个科室实际上并不直接管生孩子，它更像一个“生殖侦探”，它的存在，是帮助人们找到隐藏在“生不了”后面的问题。

大部分的患者，目的只有一个：生孩子。

来这之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生育这条路上，已经历经八十一难：或者是多年不孕；或者是怀了很多次孕，一个都没保住；又或者是做了很多次试管，却总是无法成功。“生不了”的背后，不仅是精神折磨，更隐藏着婚姻危机。

有人说，看一段婚姻牢不牢靠，生个孩子就知道。

但对于“生不了”的人而言，“试金石”还没出来，婚姻可能就已经散了。

在刘庆芝主任看来，往往是女方对“生孩子”这件事更恳切、更执着。因为倘若女人生不出孩子，她就有可能丧失了婚娶的价值。

生育，绝大部分时候是婚姻必须的保障。

刘庆芝主任总结道：如果病人治到半路，突然说不治了，那多半都是婚姻出问题了。她认为，中国数千年的生育观，使得中国人在生孩子的问题上格外较真。而“能不能有个自己的孩子”关系到许多家庭的“生死存亡”。

而事实上男人并不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即便不能生育，男人多半也不会被婚姻抛弃。更何况，生育中出现问题，无论婆家还是娘家亦或丈夫，都习惯将问题归结到女方身上。

有一位患者，在找到刘主任之前已经怀孕十次。第11次怀孕，和以前一样在早期就流产了。这一次，刘庆芝主任通过胚胎的基因检查发现了问题的关键——男方染色体携带一个有问题的基因，不可能要上孩子。

拿到检查结果，患者失声痛哭：十余年受的苦和委屈终于有了定论，而问题并不是自己。

刘庆芝甚至觉得，某些时候离婚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

对于曾接触过的一个在婚姻里委屈求全的潮汕女孩，刘庆芝无法释怀，“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她是复发性流产，但我给她检查时发现，其实她的身体各方面条件很好。”治疗途中，女孩突然跟刘庆芝说，“刘主任，我不打算治了。”追问之下，刘庆芝才知道，女孩的婆婆在老家给她找了一个孩子，女孩已经辞了职，准备回老家带孩子了。那次看诊后，刘庆芝和女孩彻底失去了联系。

在这个见惯人生百态的科室，很多病人刘庆芝都忘了，但这个女孩，她时常会想起。有时候，她甚至会想：“我是不是应该跟她说，离婚也行啊，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

但时间倒回去，她想她应该也不会说。“医生是什么？医生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同情并理解病人的疾苦，但我们不会参与他们的人生，更不会插手患者的决定。”

而这份职业给刘庆芝带来的最大宽慰，是患者给她发来的一张张新生儿的照片，每个孩子都笑得那么灿烂，“中国人的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孩子对于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普通人的家庭一些支持和希望。”

不愿生娃的年轻人

相比“生不了”的群体，“我不生”现象在年轻一代中呈现上升之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出生率仅为10.94‰，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中国年轻一代生育率

未来的生育主力军90后、95后们，对于婚姻和生育，彼此心照不宣地持有另外一种态度。

“自己都养不活，就别难为孩子了吧。”

“至今找不到结婚和生孩子的任何好处。”

“连婚都不想结了，还生孩子？”

“现代社会可以满足人欲望的娱乐太多了，生孩子又天然和物质享乐冲突。”

“时代真的变了！”

导致90后们不愿生育的原因有方方面面，嫌麻烦、养不起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为了孩子放弃自我的观念也不复存在，90后们更注重考虑投入产出的性价比。

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能真正做到“我不生”要比想象中难很多——而这种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因为父母和社会。如果只是反抗或是口头放弃，问题并没有解决，最后大家还是要痛苦地面对生育以及生育带来的一切难题。

被问及婚姻和家庭时，舞蹈家杨丽萍说过这么一段话：

“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

说到底，生育不是女性的最大维度，生娃也不是人生的必然选项。人生很多时候 ，其实都是选择，属于你自己的选择。

文内人物除刘庆芝外，均为化名

大部分图片来自《坡道上的家》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