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拿贩卖婴儿的“杨二姐”

“

后面我家这个生下来

又有点病

还说是八字克父母

我就说抱出去给她抱养就好

”

2018年10月，云南省河口北站，候车室里同行的两男一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带着一个婴儿，但看起来都50岁上下，不像是婴儿的父母。警方将三人带走分别询问，当问到孩子出生地点时，自称婴儿父母的张诚（化名）、李芮花（化名）说法居然不一致。

警察询问张诚（左图）、李芮花（右图）

来历不明的婴儿

李芮花、张诚都是山东邹城人，却带着没满月的婴儿不远千里来到云南，民警询问他们此行的目的，两人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被带去派出所后，李芮花、张诚终于承认，婴儿是他们买来的。

李芮花和张诚是再婚夫妻，年龄大了没法生育，于是想收养一个女儿以后给他们养老，但不符合福利院的收养条件。后来李芮花听说一个熟人阿井从云南买过孩子，就拜托他帮忙联系。

不久，阿井就通知李芮花，已经为她找好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孩。李芮花按谈好的价格打给阿井46000元，阿井从中获利6000元。之后，阿井便带着李芮花夫妇来云南河口领孩子。

作为中间人的阿井先后经手买卖过三个婴儿。2017年2月，经一位云南远亲介绍，他以两万五千元的价格购得一名男婴，自己带回老家抚养。2017年12月，一位亲戚拜托阿井从中牵线，通过相同的渠道买到了孩子，阿井赚得一万多元介绍费。之后李芮花来找他帮忙，阿井也答应了。

但阿井说，孩子都是由他云南的亲戚马某找来的，自己并不清楚孩子的来历。警察随后也控制了马某。马某交代，他每次买卖孩子都是联系一位当地女子杨某，不过马某一直称呼对方“杨二姐”，不知道她的名字，杨二姐的手机号码也打不通了。

缉拿“杨二姐”

就在警方寻找新的突破口时，案发十天后，2018年10月18日，云南省广南县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同样是在火车站内，警方发现两个带着婴儿的女子形迹可疑，经询问，两人来自广西南宁，她们承认男婴是在当地买来的。

警方追查发现，买卖这名男婴的中间人里也有一个“杨二姐”。经过情报分析研判，警方确定这个多人口中的“杨二姐”叫杨莹（化名），是云南省广南县人，随即对杨莹进行了密切监控。

2019年2月28日，杨莹开车出门，警方发现车里的老人背着一个婴儿，明显比杨莹自己的孩子要小。那天晚上，侦查员又了解到杨莹正在寻找买家。

警方很快得知，杨莹和买孩子的人约好一天后见面。2019年3月1日晚，杨莹刚把车开出家门，就被警方控制住了，那名婴儿竟然被杨莹装在塑料袋里。

随后，民警在杨莹家中找到了一张出生证明，婴儿及其父母的姓名都用涂改液盖住了，但出生日期还能看到，这个孩子当时三个月大，和杨莹带出去的男婴很符合。

杨莹被控制后，多名参与拐卖人员都指认，她就是此前一直联系的“杨二姐”。警方判断，杨莹是一个重要的省内介绍人，多次介绍、贩卖婴儿到山东、广东等地，甚至亲自开车运送，但是杨莹对这些指控并不承认。

至于被抓时她车里那名男婴的来历，杨莹多次改口，最后的说法是，那是她一个亲戚生的孩子，因为头部有个包，亲戚不想要了，就联系她，她出于同情接走了孩子。

杨莹说，她本来准备让一个弟弟收养这个男婴，但弟媳担心孩子头上的包，要看看情况，杨莹只好自己带了孩子两个月。杨莹坚持声称，被抓那天她不是去卖孩子，而是去给孩子检查身体。

卖孩子的亲生父母

但杨莹的说法毫无说服力，因为警方很快就控制了跟杨莹打算交易的买家，还找到了那名男婴的亲生父亲阿武。阿武因为涉嫌拐卖儿童罪，也被警方逮捕。

阿武和妻子之前已有一儿一女，而且女儿患有癫痫，治病已经花了很多钱。2018年12月11日第三个孩子出生，因为头上有个包，需要住院治疗。阿武担心这个孩子不健康，以后又是个花钱的无底洞。

而让阿武下定决心卖孩子的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阿武说他打算给男婴起个名字，就去找人算命，却算出这个孩子的生辰八字克父母。阿武顿时想，干脆不要这孩子了。

阿武和杨莹沾亲带故，知道杨莹在做买卖孩子的“生意”，于是他联系了杨莹，谎称孩子是亲戚家的，让她把孩子接走。2018年12月14日，杨莹开车到医院接走了男婴，此时孩子头上的血肿还没治好，但阿武不顾医生的反对，强行让孩子出院了。

杨莹说，带走孩子后她给了阿武32000元现金，而阿武说自己只向杨莹要了住院的费用6000多元。因为没写收据，警方也无法查实阿武到底收下多少。不过这并不影响对阿武涉嫌犯罪的认定。

由于亲生父母也涉及到案件当中，无法继续监护孩子，警方将解救出的男婴暂时安置在了福利院。嫌疑人阿井2017年初从云南收买，并带回山东老家抚养的男孩帅帅也在这里生活。

警方将帅帅带回云南后，很快找到了帅帅的生父老蔡。因为涉嫌拐卖儿童罪，公安机关对老蔡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之所以没有进行拘留，一是因为老蔡认罪态度好，二是公安机关开展了社会调查，发现老蔡确实是因为家庭收入低，没有抚养能力，才把孩子卖了出去。

老蔡家在中越边境的深山里，2015年大儿子出生，2016年末小儿子又出生，一下让家庭陷入了窘境。为了维持生计，老蔡又是务农又是打工，早出晚归，两个孩子根本照顾不过来。

后来老蔡和一起打工的人闲聊，提到了自己有把孩子送人的想法，但不能送得太远，对方一定要对孩子好。有工友说相邻村子有户人家要抱养孩子，还说以后可以随时去看，老蔡就同意了。把不到两个月的小儿子送走后，老蔡收了对方18000元现金。

一段时间后，老蔡向工友提出想看看孩子，工友再三推脱，最后才告诉他，孩子不知被送去了哪里。事实上帅帅几经周折，已经去了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山东邹城。

现在老蔡家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他们夫妻明确表示想把帅帅接回来。但当时是老蔡亲手卖掉了孩子，所以对于未来帅帅的去处，办案人员还需要考虑周全后再做决定。

也是追查杨莹涉案情况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2018年她曾带着一个婴儿，驱车到了广东卖出。之后警察查出这名男婴的亲生母亲叫阿妹，云南省富宁县人。

阿妹之前已经有六个孩子，丈夫在外打工，家里经济条件很差。2018年初她生下一个男婴时，丈夫甚至没来得及赶回家。

后来，一个熟人看到阿妹家里有婴儿，就问她要不要给一户没孩子的人家抱养，还说能给一些辛苦费，阿妹就动心了。孩子被抱走后，阿妹获得了3万元现金。

阿妹的孩子之后辗转到了杨莹手中，又经过数次转手，最终去了广东。而警方在广东寻找收买人的过程非常不顺利，这个孩子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阿妹的案件被起诉后，因为她认罪态度较好，如实陈述事实，检察官就对她启动了认罪认罚程序，为阿妹争取到了从宽处理。

2019年11月中旬，阿妹到检察院办理了认罪认罚的手续。检察院给出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法律援助的律师向阿妹进行了详细解释后，阿妹表示认可，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按了手印。得知阿妹家是低保户，检察官还为阿妹申请了一笔司法救助金。手续办完后，检察官再次对阿妹进行了释法教育。

普法时间

Q1：买卖孩子这样的犯罪，中间有很多环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罪名——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具体到个人方面，他们都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A1：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一种重罪，因为这种犯罪严重侵犯了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特别是人格尊严。根据《刑法》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以出卖为目的而进行的拐骗、绑架、中转、贩卖等等一系列行为，实施了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当然，罪名虽然一样，但在量刑上是有所不同的，起刑点是五年以上，要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具备法定情形，比如拐卖多人、多次拐卖，或者在拐卖妇女的过程当中又实施奸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在这些情形当中，情节特别恶劣、特别严重的还要处死刑，要根据每个人所起的作用定罪量刑。比如收买这个行为也要看不同的情况：如果是为了出卖而收买，那就是按照拐卖妇女儿童罪去处理；假如是为了收养而去买，那么可能构成的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这个量刑就要比拐卖妇女儿童罪轻。所以《刑法》是根据这种行为所造成危害的轻重给予了不同的处罚。

Q2：出卖自己的孩子不仅违背人伦，也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虽然说这些父母有自己的理由和说法，你怎么看他们的行为？

A2：当然，不同的人可能背后的动机或者情形是有所不同的。过去对于出卖自己亲生子女这种行为，到底是定拐卖儿童罪，还是定其他的罪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有关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即使是出卖自己亲生的孩子，如果以营利为目的，也要定拐卖儿童罪。

Q3：这些孩子现在被安置在福利院里面，但这个也并非长久之计，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A3：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应该履行照顾、保护、教育、抚养孩子的责任。像这种案件里，父母把孩子卖掉是严重侵犯子女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作为孩子的父母而言，他们丧失了作为监护人的资格，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监护资格就应该被撤销。一般说来，人民法院应该给孩子指定相应的监护人。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作为一个救助的措施，对解决一些临时的问题是好的，但是毕竟孩子要想健康成长，还是要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当中。将来有合适的，比如孩子的有关亲属有监护能力，而且愿意来监护孩子的，那么这个孩子还可以由其他的亲属监护。如果没有，也可以通过寄养或者收养的方式给他找到一个合格的监护人，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不管怎么样，处理这些案件都要把孩子的健康成长、把儿童优先这个原则作为首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