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怎样既可爱又有规矩？怎么既生机盎然、活泼泼的而又有礼、有规有矩呢？首先，我们后来之所以会落于两端，真要追究，其实是从宋代以后的儒家过度膨胀，到了近代，大家开始反它，可是，偏偏又反得太过分，把所有东西都给抹杀掉了。结果，就从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改革开放之后西方那套个人主义也引了进来。我们于是就认定：人就是要自由，人就是不要被干涉。我们就对孩子说，我们只要你自由的成长就好了，而更糟糕的，则是对孩子说：孩子，只要你能每天快乐就好。
不幸的是，当你期待孩子每天快乐时，孩子将来就很难快乐得起来。在座各位多半反感应试教育，都知道每天期待孩子考试能考得多好，那是一种扭曲。可是，假使你每天期待孩子快乐，是不是也同样是种扭曲？如果因为你自己成长过程不快乐，所以把自己当初的欠缺强加给他；如果当初觉得自己受了那么多束缚，所以觉得小孩不能再受那么多的束缚，基本上，这是把你欠缺的东西丢到他头上，这叫做“己所欲，施与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常好，这叫做恕道；可为什么他不说“己所欲，施与人”呢？
因为，“己所欲，施与人”通常是痛苦的一大来源。大家一定遇到过吃饭时拼命劝菜的人，哎呀，一定要吃，不吃，好像就是没给他面子。如果是劝酒，那才更可怕。他硬给你，你不接受，好像就失礼；可接受了，你也很痛苦。那种“己所欲施与人”给人的麻烦可多了。朋友之间这种事，还算是小麻烦。可真到了亲人之间，“己所欲，施与人”所造成的悲剧才真是说也说不清。
大家试想，中国的小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难教？简单地说，就是从中国的家长开始很关心教育开始。关心是对的，可是，只要关心稍一过头，就免不了都会变成“己所欲，施与人”。大家回头想想，当你们还很小的时候，父母亲会花像你们这么多的心血来教你们的，恐怕不多。他们恐怕，连挣钱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来教你们？可你们长大之后，今天这个德性其实也还行（众人大笑）、没差到那里去呀！但很奇怪的是，明明今天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心力，去学习、去上课，想尽办法要把孩子教好，可孩子的样子却常常不尽人意、甚至有时还令人不敢恭维。大家越希望把孩子教好，可最后的结果为何却适得其反呢？
我常常讲：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不教。身教是你还想教他，可真正本质上的教育，却常常是外表上不怎么教的。古代学艺，师傅就不怎么教；古人教孩子，也常常不太教；可这不太教，其实正是最大的教。不存心要教什么，孩子才会学得最好。如果我刻意要教你什么，你心里容易抵触。有时故意不想教你，你才会更认真。
我在大陆的第四本书《其人如天》，谈《史记》人物；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小儿子薛朴当时小学二、三年级，我边写，他常常在后面边偷看，我每回都故意不给他看。可那本书写完时，他每一篇也都全看过了。正因我不给看，他才会认真看完；最近，他给我一个最新的评价：“爸，我发现你的书其实很耐看，”我的回应是：“谢谢！”（众人大笑）
我想，在座各位年纪小时，父母亲并没有那么刻意要教，你们之所以都还可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父母亲心里有一个东西，叫做“平常心”，也就是没那么多的“己所欲，施与人”。因此，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那么多思维、概念的纠结，不会去想小孩该不该体罚？体罚之后会不会造成心理伤害？会不会导致人格扭曲？正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概念，该怎么着、就能怎么着，于是，“一不小心”，“自然而然”，就把你们给教好了。
今天各位恰恰是因为读了很多心理学，学了很多概念，结果才搞到不知道怎么教小孩；这在佛教，就叫做“知识障”。很多人就是因为有很多知识，所以在现实上才特别没有能量。从这角度来看，老子讲“绝圣弃智”，肯定是有道理的。
有太多人是因为读了很多书，才变的越来越不可爱。这种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里，常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纠结。一方面很不快乐，稍不小心，就掉进了抑郁症；二方面脑袋老打架，明明简单的事却搞得很复杂。我常讲：华德福圈子有个特色：华德福的老师和家长都特别爱学习。这是华德福很大一个优点。说实话，这样的年纪，还能够这么爱学习，不容易啊，了不起！可是，华德福圈子的最大问题，也是太爱学习。学了半天，到底自己越搞越清楚呢？还是越搞越胡涂了呢？这就不好说了。
在座各位的父母亲、尤其祖父母那一辈，教小孩时都没这种问题，因此也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学习。譬如我家。我的父亲是文盲，母亲是文盲，两个人都是纯靠劳力挣钱的工人，都是穷得响叮当的无产阶级。和我一些高中、大学同学相比，我完全没有家学渊源；到小学毕业之前，我们家一直都是家徒四壁，除了教科书，没有任何一本书。有某段时间，我对于我的出身背景即使称不上自卑，至少也有相当程度的遗憾。我觉得别人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我只能在起跑线上看着人家拼命往前跑。可是，等我大学毕业之后，生命有了几番转折，回过头来，我才真心地感激我父母。
越到后来，我还真有点庆幸我父母亲是文盲。尤其在这种标榜多元、实则价值混乱的时代里，正因为我父母亲是文盲，所以他们纯粹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没半点概念纠结都。也正因我父母亲的这个背景，我才最直接地看到中国的民间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谈中国文化，之所以可以触动许多人，让人觉得亲切、接地气，其实都得要感激我的父母亲。后来回头一想，当年我父母亲怎么教我？无非就是掌握几个大原则，然后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该关心就关心、该不管就不管。有些底线只要逾越了，他肯定就打你、骂你，可是只要没到那底线，他也几乎不管你，小时候我其实是挺自由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方面没规矩，可另方面又被管的极多。
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该有的规矩，要有，而我父母又大体不管，所以我日子有过得相当宽松而自由。后来总有人好奇：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哪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想法其实跟乡下不识字的人几乎都一样，我是受教于他们。我后来之所以能够不被时代的潮流拖着跑，之所以能够不和那些文艺青年一样抑郁，正因为我小时候受了规矩与自由兼得的教育。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中国人讲的自由和西方人讲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西方人讲的自由很简单：不要被约束，不要被干扰。很多人到华德福是为了要追求这种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是很脆弱的，因为今天没有人束缚你，改天仍然会有人束缚你；今天没有人干扰你，改天仍然会有其他的干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纷纷扰扰、状况百出，不可能永远迁就你，也不可能让你永远称心如意、无拘无束。中国人所说的自由，从来就不是这回事。
上回我在杭州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国学班讲两天课，其中一天半，是在敬一书院上课。敬一书院在孤山，离西泠印社很近。那天一走进去，我觉得这个书院太了不起了。大家知道，宋以后的书院的题匾基本上写的多是些道德教条，就算不是教条，至少也会令人肃然起敬。结果，敬一书院的题匾就写了三个字：“一片云”。哎呀，太了不起了！不知道是谁想起来的？后来一问，才知道是乾隆来此所题的。西湖边的中山公园，就是乾隆当年的行宫。
除了一天半在敬一书院上课之外，另外半天，清华国学班安排在画舫上课。在船上上课，听起来很浪漫，可实际上效果很差，所以后来我就说将来别再出这种馊主意了。毕竟，湖上清风徐来，大家忙着左顾右盼，湖光山色之下，必定是心猿意马，谁还管你上课呢？
就在那天我们要去搭乘画舫时，沿着湖边走，早上八、九点，有很多大妈、大爷在跳舞、运动。那时有一个大爷在打太极，尽管旁边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但他完全无所谓，神态自如、自在极了。清华国学班的班长和我走在一起，看着那位大爷，说道：“这个人真是自由”，我接腔：“你这句话说得好。”这就是中国意义下的“自由”。
中国意义下的自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中国式最彻底的自由，叫什么？叫“宠辱不惊”，叫“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称赞我，我不因此而受到鼓舞；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骂我，我也不因此而沮丧。这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自由。这种自由，庄子称为“逍遥游”。后来被西方影响，我们去追求那种西方式的自由，结果是越追求越不自由；毕竟，这世界不可能让你永远无拘无束、毫无牵绊；而当你越想要逃避束缚时，其实就越没有能力面对乃至于超越这些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