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Nellie Bowles 译|安妮
来源 | 纽约时报
因为了解，所以恐惧。硅谷精英们成为了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他们深知电子科技产品的魔力，却也成了最恐惧下一代接触智能手机的人群。
对一件东西愈了解往往就愈警惕。硅谷的技术专家们深谙智能手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所以许多人拿定主意，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手机。
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一直在发酵中，如今这种态度变成了地区性的共识：屏幕作为学习工具的好处被夸大了，上瘾和阻碍孩子发育的风险似乎很高。
如今硅谷争论的是，接触手机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不看屏幕比花一点点时间看屏幕要容易，”嫁给了一位Facebook工程师的前社会计算研究者克里斯廷·施特歇尔(Kristin Stecher)表示。“如果我的孩子有使用屏幕的时间，那他们只会想要更多。”
37岁的施特歇尔和丈夫鲁沙巴·多希(Rushabh Doshi)一直在对使用屏幕的时间长短进行研究，他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他们基本上不希望家里有人使用屏幕。
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两个孩子完全没有使用屏幕时间的“预算”，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允许两个孩子有定期使用屏幕的时间。唯一能使用屏幕的时候，是在长时间坐车期间（开车四小时去塔霍湖的路上），或是在坐飞机的时候。
最近，她软化了这一立场。每周五，这家人都会看一部电影。在施特歇尔看来，未来存在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她39岁的丈夫爱打电子游戏，并且认为电子游戏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娱乐性。她可不这么认为。
“遇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出现冲突，”即将诞下一名男孩的施特歇尔说。
如今孩子能看视频的地方之多，让一些打造视频节目的人感到震惊。
当被问及限制孩子使用屏幕的时间时，在谷歌(Google)为YouTube进行产品指导的风险投资人亨特·沃克(Hunter Walk)发来了一张图片，上面显示着一个带有iPad训练孩子上厕所的便盆，他写道：“‘我们不认同的产品’”。
前社会计算研究员克里斯廷·施特歇尔嫁给了一名Facebook工程师。她说五岁和三岁的女儿完全没有使用屏幕时间的“预算”。 PETER PRAT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曾在Facebook担任行政助理，如今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慈善机构“陈-扎克伯格行动”(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任职的阿西纳·查瓦里亚(Athena Chavarria)说：“我深信我们的手机里有恶魔，并且这个恶魔正在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伤害。”
直到高中，查瓦里亚都不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手机，并且即便是现在，她也仍然禁止在车里使用手机，家里使用手机也严格受限。
她说自己信奉一句俗话，即班上的赢家是最后一个有手机的孩子。她的女儿直到九年级开始时，才有了一部手机。
“其他父母会说，‘当你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你不担心他们在哪儿吗？’”
查瓦里亚说。“我说，‘不担心，我不需要每分每秒都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对于在科技业长期担任领导人的人士来说，看着这些他们打造的工具对自己孩子的影响，感觉就像是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一种报应。
在这些人当中，就有《连线》(Wired)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他目前是一家机器人和无人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且创办了GeekDad.com。
“在糖果和可卡因之间，它更接近于可卡因，”安德森如此评价那些屏幕。
打造出这些产品的技术专家和观察科技革命的作者们都很天真，他说。
“我们以为能控制它，”安德森说,“但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控制能力。它直接被传送到了正在发育的大脑的愉悦中枢。这超越了我们作为普通父母的理解能力。”
他有五个孩子，给他们定了12条与科技相关的规则。其中包括：
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才能有手机；
卧室里不能有屏幕；
网络级内容屏蔽；
13岁才能用社交媒体；
绝对禁止使用iPad；
对使用屏幕的时间设下时间表，该时间表由谷歌Wifi执行，他可以从自己的手机上进行控制。
孩子不听话？那就断网24小时。
“直到我注意到症状和后果前，我都不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大脑做了什么，”安德森说。“这可是瘢痕组织在说话。我们犯下了规则里的所有错，而且我认为，我们在孩子身上犯了错，”安德森说。“我们看到了上瘾的深渊，错了几个年头，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
安德森家的屏幕使用时间表
他的子女上的是私立小学，他看到学校会用iPad和智能白板，结果“陷入了混乱，之后从中退出”。
硅谷父母对科技感到担忧并非新鲜事。科技教父们多年前就曾表达过这些担忧，来自最顶层人士的担心声音最大。
苹果(Apple)CEO蒂姆·库克(Tim Cook)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不会让自己的侄子上社交网络。
比尔·盖茨(Bill Gates)禁止他的孩子在十几岁之前用手机，而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曾写道，她希望他们可以再晚一些给孩子手机。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会让自己年幼的孩子靠近iPad。
但在去年，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对人脑的影响，一群著名硅谷变节者发出了越来越可怕的警告。突然间，硅谷的普通员工对这个概念痴迷了起来。整个地区突然出现了各种对高科技电子产品说不的家庭。保姆们被要求签署不用手机的合同。
那些让孩子接触屏幕的人，试图通过解释科技的运作原理，说服他们戒除屏幕瘾。
在硅谷工作的Greylock Partners公司风险投资人John Lilly表示，他试图帮助自己13岁的儿子理解，他受到了那些打造这些科技产品的人的操纵。利利曾是摩斯拉(Mozilla)的前CEO。
“我尽力告诉他，有人专门写代码，就是为了让你有这种感受——我在试图帮他理解这些东西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其中的价值观，以及为了创造出这种感觉，人们都做了什么，”利利说。“他的反应是，‘我只想花20美元，拿到《堡垒之夜》(Fortnite)的皮肤’。”
此外，科技业还有一些人，不同意屏幕很危险的观点。
32岁的杰森·托夫(Jason Toff)曾运营视频平台Vine，如今是谷歌的员工，他会让自己三岁的儿子玩iPad。在他看来，iPad和一本书没什么差别。这种观点在他的科技业同行那里不怎么受欢迎，以至于他觉得现在这是“一种不光彩的感觉”。
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克里斯廷·施特歇尔和五岁的女儿米拉和三岁的玛雅在自家后院里。
“昨天我被问到，所有主要的科技公司高管都在限制屏幕使用时间，你不担心吗？”托夫说。
“我的回答是，‘也许它应该被限制，但我可能对标准行为一直都持怀疑态度。’人们只是害怕未知。”
“这有些离经叛道，”托夫表示。“但我觉得自己是在为许多因为担心被指指点点，而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父母发声。”
他说，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我觉得我最后也没什么问题，”托夫表示。
本文译自《纽约时报》2018年10月26日刊登的文章A Dark Consensus About Screens and Kids Begins to Emerge in Silicon Valley“I am convinced the devil lives in our 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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