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她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了价格。
——茨威格《断头皇后》
房价、学区、教育、经济……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我们都被不安感紧紧包裹。阶层的壁垒无法跨越，向上的通道已经关闭，在一个固化的水泥社会里，不同背景的孩子会面临怎样的人生？
英国BBC曾经连续追踪了一群孩子50年的人生，从7岁到56岁，每7年一个阶段，拍摄了记录片《人生七年》。这部纪录片中体现的阶层固化问题，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激烈讨论。实际上，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单独样本，按照BBC的模式，已经复制了美国版，日本版，南非版……其中评价最高的是苏联版《人生七年》，甚至超越了原版的英国版。
从1990年开始，导演挑选了20个1983年出生的苏联孩子，追踪了他们7岁、14岁、21岁、28岁的人生轨迹，按照计划，最新一期35岁将在2018年拍摄。与英国版追踪的是五零后的人生轨迹相比，苏联版的孩子是中国八零后的同龄人，由于社会背景的相似性，我们在其中能够找到更多的共鸣。
我们小时候带红领巾，入少先队，苏联的孩子加入“十月儿童”，带五角星。
与英国版相似的是，《生于苏联》也展示了出生家庭背景对人生道路的影响：官二代去国外受教育，成为外国的富裕阶层；知识分子的后代成为中产阶级；工农子弟成为蓝领阶层。政局的巨变并没有为阶层上升打开太大的开口。
但是与英国版只关注了社会中的阶级固化不同，《生于苏联》被置于1990-2011年的时代大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展示了比贫富更强大的力量——命运。
正如旁白中所说：这些孩子们，现在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眼睛有不同的颜色，人生经历和生活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共同点——出生在苏联，一个已经消失的伟大国家。
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其实都是渺小卑微的个体。
拉多出生在格鲁吉亚的高官家庭，7岁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上网球课，想要的礼物是奔驰车。14岁时格鲁吉亚内战，对他的生活也没有影响。那时的拉多已经是个有主见的美少年，计划结束网球训练，因为“学习比体育更重要“。
按照预想的轨道发展下去，这个出身优渥的孩子将子承父业，成为上层社会的精英。
拉多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形象，家庭的政治背景让他对人生多了一重抱负，但优越的生活又养成了他轻率的习性。18岁时他开跑车出了事故，受到重伤。21岁片中已经收敛了很多，那时他在法国留学，由于家庭关系常年住在领事馆，直到被身为驻欧盟大使的外婆“赶走”。
21岁的拉多开始思考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深感个人的无力，他梦想回到家乡去改变社会。28岁时，拉多已经不复少年时代的锐气，他在“四大”工作，负责设计金融模型，成了一个高收入的上班族，发福严重，孤独，并且执着地怀念前女友。
与童年和少年时相比，成年后的拉多已经感受到落差。他渴望像父辈一样成就事业，思念故国和朋友，但资质普通，又放不下异乡舒适安逸的生活，每每在内心挣扎和拉扯中消耗着能量。
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帮助后代轻易得到社会的高阶位置，精英的子女通常有一条“止损线”，哪怕一事无成，也不至于滑落到社会底层。但头顶父辈的光环，一切可以轻易获得，有时反而会成为舒适的陷阱。
在7岁篇中，娜思佳Nastya就非常惹眼，不仅是因为她是全片中最漂亮的女孩，还有她显得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她生活在吉尔吉斯，影片拍摄时，她所居住的地方因为政局动荡实施了宵禁。
21岁时，娜思佳已经糊里糊涂地结婚，离婚，一边在大学学英语，一边在打工赚钱。她敢想敢说，对社会和时局有自己的看法，反对美国在吉尔吉斯建设军事基地，认为911是美国人活该。
后来，娜斯佳和一个咖啡馆老板结了婚，28岁篇中，由于政局动荡，他们的咖啡馆被烧毁，她和丈夫移民到了俄罗斯，生下了女儿，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她在片中为21岁时关于911的轻率言论表示道歉。
无论你身处哪一个阵营，都无法逃脱被时代的车轮碾轧而过。
在7岁时，她的梦想是世界和平。
相比之下，另一个小姑娘塔尼亚（Tanya）要幸运的多，她生活在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在这个相当于俄罗斯的上海的大城市，塔尼亚7岁时就受到了西方式生活的吸引。14岁时，她穿着露腰的短T，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里花一整天挑选衣服。
片中没有交代塔尼亚的背景，但应该家境不错，她从小就练习芭蕾舞，7岁时曾梦想与闺蜜一起通过舞蹈学校的选拔。21岁时，她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下班后就去做头发做SPA，与男孩谈情说爱但保持头脑冷静，成了都市中的独立女性。
塔尼亚一直是片中的时尚先锋。28岁时，她在一家公司当HR，结了婚，与丈夫的共同爱好是极限赛车。
纪录片中还有两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孩子，他们是一对工人家庭的双胞胎，普通家境的兄弟俩没有学艺术的机会，从小调皮捣蛋，在7岁篇里是典型的熊孩子。
14岁时，他们的父亲去世，生活环境也很糟糕。不过大城市里也给平民孩子提供了机会，弟弟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海员工作，在21岁篇中春风得意，有点得瑟。后来，弟弟在经济危机中失了业，28岁时，兄弟俩的关系因为钱而出现了一点隔阂。不过兄弟俩从7岁到28岁的精神状态都不错，即使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也看不出太多失望的神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朴实乐观。
从小学芭蕾的女孩长大后仍然是时尚白领，小时候放养的熊孩子继续留在劳工阶层。一个国家消失了，但不同阶层的生活轨迹依然没有交集。
在第一季七岁篇中，有一个让人挂念的小难民帕沙，他来自阿塞拜疆，因为战乱跟随父母流浪到莫斯科红场搭帐篷避难。他长相可爱，梦想是得到一个魔杖，能把老虎变成老鼠。但是在拍摄后不久，帐篷区被拆除，帕沙从此不知所踪，在14岁、21岁和28岁篇中再没有出现过。
动荡的世界里，人的命运如浮萍。
还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孩子让人记挂。他是孤儿，因为父母去世，奶奶无力抚养他，而被送到为军乐队培养人才的孤儿院。7岁时，安德烈表现的非常成熟懂事，思念妈妈的表情令人心碎。
纪录片播出后，很多家庭希望能收养他，都因为苛刻的收养条件而被拒绝，直到14岁时，安德烈才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但没过多久又被弃养。14岁篇中，他已经不复童年时纯净真诚的眼神，表情始终带有一种自嘲的冷笑。但命运似乎发生了逆转，一个富裕家庭再次收养了安德烈，并对他视如己出。他说他的愿望是：希望一切顺利。
安德烈住进了富人区，后来上了大学。21岁篇中，他追随潮流辍学创业，跟自己的狗一起住在出租房里。虽然身份上已经是美国人，但安德烈对故乡俄罗斯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和眷恋。
在这部纪录片中，那些在幼年时信誓旦旦要离开这里去外国生活的孩子，最终都选择留在故土。而成年后远赴异乡的，无论是拉多这样的富二代，还是安德烈这样孤儿“逆袭”，都表现出对异国的冷漠和对故乡的深情怀念——无论那里的环境多么令人沮丧。
人类与童年的牵绊是多么复杂啊。21岁的安德烈说：“人是不可能被彻底改变的。”“我是一个俄罗斯人，将来要回到俄罗斯生活，死后也要埋在俄罗斯。”
28岁时，安德烈搬回到养父母的豪宅，拒绝了参加拍摄。他神情落寞，并不愿说明缘由。很多一直追踪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推测，他可能创业失败，再次遭受了沉重打击。
这似乎是一个逆袭的人生轨迹，但当事人改变了境遇，却无法改变命运。
在采访小难民帕沙的时候，跟他相距不远的地方，生活着安东Anton一家。帕沙住的是帐篷，而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安东住的是俗称的“高官楼”。安东的姥爷是党内的“笔杆子”，机关报的主编，母亲也是文学评论家。安东7岁时就表现的对政局充满洞察，但与官二代拉多的自信不同，安东的眼神闪躲而犹豫。
由于社会动荡，苏联的离婚率非常高，安东的父母就离异了。安东认为父亲不负责任。14岁时，他因为旷课被中学开除——这其中暗含了一个背景，由于政变后外公的失势，家道已经中落。不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安东仍然属于中产的阶层。
21岁时，安东大学毕业，搬出了外公的“高官楼”，去杂志社工作。28岁时，外公去世，“高官楼”的房子也被他卖了。他已经成为杂志主编，一个新的社会的新的中产阶层，采访结束时，他正和妻儿在英国旅游。
安东代表了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境遇，看似安稳，实则脆弱，不管怎样，他现在过上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
阿霞Asya的背景和人生轨迹与安东及其相似，同样是生活在大城市（圣彼得堡），同样是单亲知识分子家庭，同样在少女时代被迫转学。阿霞7岁时就口吻老辣得评价苏联的经济改革，梦想着以后嫁给法国人，到国外生活。
阿霞的青春期过得很不愉快，父亲弃她而去，母亲也不怎么管她，在重点中学她又被孤立。28岁时，她没有出国，而是成了考古专家，在大学教书，说话仍然自信而犀利。
另一个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卡佳Katya的遭遇令人唏嘘。她从小就被视作早慧天才，7岁时就退学跟着母亲在家受教育，写诗，思考哲学，14岁时自学了多门外语，21岁时因为抑郁从大学退学。
卡佳一度非常消沉，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进入大学。28岁时，她从英语专业毕业，在一家客服公司当英语话务员，并在业余时间写英文小说。虽然才华的早逝令人遗憾，但她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对现状非常满意。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所有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除了像卡佳这样被过早开发又过早陨落的天才，其他人最终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与精英阶层相比，中产依靠的是学历专业等技能，这也导致他们的后代无法拥有像精英后代那样的“止损线”。
与安东们不同，季马Dima出生于莫斯科的工人家庭，他性格非常乐观，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点与知识分子家庭中忧郁的安东、犀利不屑的阿霞形成迥异的反差。14岁时季马喜欢rap，是个典型的街头小青年，因为当时市场物资紧俏，还在家里养了鸡。
季马后来去了职业学校学烹饪，又去空降兵部队服役。军队里的生活很苦，但季马乐观的个性反而让这段经历带上了理想主义的热情。
21岁，季马退役，和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跑去德国当了厨师，甚至还当了足球运动员。28岁篇中，他离了婚，回到莫斯科成为一名地铁司机。
季马的生活远远算不上世俗意义的成功者，但他乐于随遇而安。没有官二代的政治抱负，没有知识分子家庭的焦虑，没有向上改变阶层身份的迫切渴望。家庭不算富裕，人也没什么规划长性，但是日子虽说不上多好，倒也随性。
与季马类似的还有一个乡下孩子Sasha 萨沙，他天性乐观又好玩，7岁就不想读书，怀念幼儿园时整天无所事事还不用写作业。14岁白天在课堂玩打火机，晚上去夜店跳舞，对政治毫无兴趣，就想待在村里。
照14岁的轨迹发展下去，似乎游手好闲的萨沙很容易人生艰辛或者成为小混混。21岁篇中，他从汽修学院毕业后入伍服役，成为炮兵。28岁时，他已经退役回家当了司机，从事了他小时候就梦想的职业，娶妻生儿，对平静的生活非常满意，认为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
虽然听来很像心灵鸡汤，但季马和萨沙都说明了，一个人的幸福和自在，与财富也许有关，但更取决于内心的欲望多少。知识分子阶层在为教育、房价甚至政局而焦虑，但对于才华普通又没有背景的人而言，也许一味地追求打破阶级固化出人头地是徒劳的，反而更多需要的是内心的安宁。
在21岁篇的结尾处有一段旁白：他们即将步入社会，我希望他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然而现实是，大部分人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艰难的生存。小时候的纯真、灵气甚至美貌和天赋，在成年后都慢慢消失，无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门阀子弟，早慧少女，还是有家学渊源的高知后代，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曾经令人艳羡的上天馈赠，却往往要在未来交换未知的代价。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早年生活对人性格的巨大影响，而性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命运的前行。仅仅通过出生时贫富的划分就推断人生的剧本，未免过于草率。
而这个剧本又不能催更，就像纪录片中的20年光阴一样，只能自己一步步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