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贾磊/王茵，上海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内容来源：中西医结合护理。
摘要: 本文总结了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病情况、临床表现、主要筛查工具及影响因素，为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筛查工具的正确使用及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配偶; 产后抑郁; 筛查工具; 影响因素
产后抑郁症是一种在女性产褥期发生的，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持续焦虑，甚至出现自杀意念的非精神病性抑郁症。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产妇配偶也有可能罹患产后抑郁，且对儿童行为和情感的发育有着持久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导致其在亲子关系中产生困难；此外，产妇配偶产后抑郁使社区护理费用显著增高，增加社区经济负担。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生育率又将有所上升，如果可以对产妇配偶产后抑郁进行早期筛查，并了解其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那么可以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降低产妇配偶患抑郁的几率，为新生儿、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提供保障。
1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现状全球范围内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约为8.4%～10.4%。国外报道的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7%～17.0%。我国近5年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5.2%～22.0%，提示我国产妇配偶的产后抑郁需要得到重视。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在产后3～6个月最高，产后1年内都有可能发病。有研究显示，产后3 d发生率高于产后2周与6周。因此，对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应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为产妇配偶提供及早、有效的支持。
2产妇配偶产后抑郁临床表现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症状不典型，通常以愤怒攻击、自我批评、酗酒和吸毒等形式表现出来，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可能是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迹象。患有产后抑郁的配偶在产后一年内伴有情绪低落、思想消极和躯体问题(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头痛、牙痛、恶心、体质量下降、失眠等)，在面对新生儿时表现出父亲角色的混乱，较少参与新生儿日常照料活动。
3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筛查工具由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症状的非典型性，如何准确有效地筛查产妇配偶的抑郁症状将决定能否为其心理健康提供支持。目前，尚未有专门用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筛查的工具，大多沿用已有的抑郁量表，本文仅介绍几种常用的筛查工具。
3.1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
EPDS由Cox等于1978年编制，中文版EPDS由香港中文大学的Lee等于1998年编译，主要评定被测者前7 d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EPDS量表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其严重程度进行4级评分，总分0～30分，分值越高，抑郁的严重程度越高。虽然EPDS最初用于诊断产妇的产后抑郁，但其也已被证明同样可以适用于产妇配偶，并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以10分来界定产妇配偶的抑郁症状，特异性为97%，敏感性为91%，阳性预测值为57%，阴性预测值为99%。
3.2贝克抑郁量表（BDI）
BDI量表由Beck等于1961年编制，主要评定被测者过去1周的感受，量表能有效区分不同抑郁程度的患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映抑郁强度的变化。BDI量表共包含21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其严重程度进行4级评分，总分为0～63分。0～9分表示无抑郁或极轻微抑郁，10～18分表示轻度抑郁，19～29分表示中度抑郁，30～63分表示重度抑郁。研究显示，BDI量表同样可以用于产后时期的产妇配偶，并且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0.88。以5分来界定产妇配偶的抑郁症状，其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81%，阳性预测值为21%，阴性预测值为100%。
3.3哥特兰男性抑郁量表（GMDS）
GMDS量表由Zierau等于2002年编制，中文版由台湾学者Chu等于2014年编译。GMDS量表共13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症状严重程度进行4级评分，总分为0～39分。0～12分表示没有抑郁症状；13～26分表示可能有抑郁倾向，应考虑使用抗抑郁药物；27～39分表示有明显抑郁倾向，应使用抑郁药物。GMDS量表除了包含典型的抑郁症状外，还强调了男性抑郁特有的外化症状，即易怒、攻击性和酗酒，且GMDS测量的时间是过去的1个月，能筛查更长时间的抑郁。GMDS在产妇配偶中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0.84~0.88。
3.4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CES-D量表由Radloff于1977年编制，主要评定被测者过去1周内抑郁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率，比起躯体症状，CES-D更加注重抑郁情绪与情感成分。CES-D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其症状出现的频率进行4级评分，总分为0～60分，一般以16分作为抑郁症状的临界值，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CES-D量表已在不同人群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产妇配偶中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0.85~0.91。
因上述量表并非专门针对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在使用时仍需有所选择。Lai等发现EPDS在筛查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时比9条目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和BDI更准确，而研究证明PHQ-9在男性抑郁症的检测中并不准确。Psouni等将EPDS和GMDS中的部分条目结合起来形成新的“EGDS量表”，发现其在识别具有抑郁症状的产妇配偶时比单独使用EPDS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其特异性相当。
4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影响因素4.1产妇配偶相关因素
4.1.1年龄与教育水平： 国外研究发现，年轻配偶比年长配偶患产后抑郁的几率高2倍。同时，教育水平较低的配偶更有可能患产后抑郁。然而，罗岗等研究显示年龄＞30岁、教育水平高是我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主要因素，这可能与高校扩招导致男性初婚初育时间推迟有关。然而，教育水平只在产后第一年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相关。
4.1.2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低的产妇配偶更易患产后抑郁。住房条件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体现，住房满意度低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有着直接关系，居住在租房中的产妇配偶抑郁程度更高。Anderson等发现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配偶抑郁症状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区的配偶。同时，罗岗等报道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小是诱发配偶产后抑郁的主要因素。经济情况也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失业的配偶更有可能产生抑郁。
4.1.3睡眠情况： 睡眠不足6 h易导致产妇配偶抑郁的出现。同时，睡眠质量也与抑郁有关，睡眠质量差易导致较高程度的疲劳，高度疲劳也是配偶产后抑郁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4.1.4产前抑郁： Koh等发现配偶的产前抑郁可以显著地预测较高水平的产后抑郁。如果配偶过去有精神病史，尤其是抑郁症病史，也会增加其产后抑郁发生的概率。
4.2产妇相关因素
4.2.1产妇产后抑郁：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与产妇产后抑郁呈正相关。产妇可能会因经历不幸、情绪不良而责怪配偶，这样又会使配偶的抑郁症状持续下去。
4.2.2夫妻关系满意度： 对夫妻关系满意度低的配偶抑郁水平更高。Giallo等报道，对夫妻双方关系不佳的配偶遭受心理痛苦的风险增加了3倍。Kerstis等还发现配偶的抑郁症状与分居有关。研究显示夫妻关系满意度与配偶的抑郁关系密切，而与产妇的抑郁关系较弱。
4.2.3胎次和子女数量： Bergstrom发现第一次做父亲的配偶抑郁程度更高，此外，Roubinov等还发现子女较少也会引起配偶产后抑郁症状出现。
4.3新生儿相关因素
极低出生体质量婴儿是配偶产后抑郁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这有可能是儿童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对父亲健康的递进效应。Gonulal等发现新生儿被送入NICU病房住院会给配偶来带压力，从而产生抑郁情绪。Philpott等报道有睡眠问题的新生儿会导致产妇配偶睡眠时长缩短以及睡眠质量降低，从而引发产后抑郁。有研究显示，新生儿是女孩也是产妇配偶抑郁的一个危险因素。
5小结二孩政策开放后，产妇配偶又将面临新一轮的问题与挑战，及早对产妇配偶进行产后抑郁的筛查、诊断与干预，对其心理健康有着深刻而积极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开发出专门用于筛选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诊断工具，因此，根据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特点，编制一个特定的工具来识别产妇配偶产后抑郁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在此之前，现有的量表仍为产后抑郁的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如何根据地区特点找到适宜各地区的筛选临界值以及如何组合各量表以期最大效度地检测出阳性人群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同时，有必要了解二孩政策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以期针对性地给予满足产妇配偶需求、符合产妇配偶偏好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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