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晚，产妇马茸茸在屡次要求剖腹产未果后，从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5楼坠亡。
9月7日凌晨，WePhone开发者苏享茂因不堪忍受与前妻的纠纷，从北京寓所跳楼身亡。
这两起相隔不久的悲剧事件，在网络舆论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传统媒体、自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然而，在情绪泛滥的裹挟下，在舆论声讨的漩涡中，我们却发现：事实缺失，真相难寻。
情绪裹挟下，何处是真相？
产妇跳楼事件发生后，9月5日，华商网率先发布《绥德待产孕妇坠楼死亡，院方称曾三次建议剖腹产均被家属拒绝》一文，文中所有信源均来自院方，通篇没有对家属进行采访。
不少媒体在转载中，将标题改为《孕妇喊疼想剖腹产被家属多次拒绝，跳楼自杀身亡》。
一时之间，产妇家属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死者的丈夫和婆婆被钉上了道德审判的耻辱柱，这种标题更是传遍了朋友圈：
然而，随着新京报采访榆林一院妇产科副主任霍军伟的视频出炉，在“谁拒绝了剖腹产”这个问题上，真相逐渐明晰。
该副主任承认“分娩的过程是个动态的过程”“产程的进展是顺利的，现在没有硬性剖腹产指征”“倾向于让她顺产”。
而在新京报9月8日对事发当日值班助产士张帆的专访中，更多事件相关细节披露出来：
张帆透露，当天她与家属沟通时，并未向家属提议进行剖宫产，她同时解释，她记录在护理记录单上的“家属拒绝手术”字样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术语表达。
至此，事件发生反转，家属并未如院方所说 “再三拒绝医院建议的剖宫产”，而医院则有诱导舆论之嫌。
然而“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在更多的真相披露之前，不少自媒体就纷纷发文谴责家属，就连死者丈夫在接受腾讯采访中的表情神态，也被拿来大做文章：
为了达到传播效果，在事实尚未明晰之前，一些自媒体就利用情绪化的标题和内容来刺激受众，以获得流量和一波快赞。在程序员自杀事件中，也是如此。
从9月7日至今，距离苏享茂自杀已过去近一周时间，客观报道寥寥，但网络上讨伐“毒妻”翟某的文章已经铺天盖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传统媒体在报道中对翟某照片进行打码处理外，大多数自媒体在文中并没有给翟某照片打码。
或许，在众声喧哗和情绪泛滥之处，依然需要“给当事人照片打码”这样的新闻专业主义。
正如“传媒茶话会”的文章所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要学习自媒体反应迅速、更会与受众沟通的长处，但不能被自媒体带偏，丢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道德审判：没有门槛的狂欢
“每日人物”在文中提到，产妇坠楼事件发生后，死者丈夫的手机里“躺着几百条来自陌生人的攻击短信”。
很多人看到“婆家坚持顺产，拒绝产妇剖宫产请求”的说法后，将矛头对准了死者家属，“渣男”“冷血”“恶婆婆”的标签被打在他们身上。
而在程序员自杀事件发生后，死者苏享茂的前妻翟某同样很快被贴上了“心机婊”“毒妻”的标签。
唐映红在《产妇坠亡与程序员自杀：道德审判为何总冲在真相前面》一文中说，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任何一起涉及当事人家庭内部情况的事件，都不大可能是用一两个简单标签就可以概括的。
同时他指出，相对于更加理性地看待和评判一件公共事件，通过道德审判式的宣泄，显然是更为轻松，没有门槛的一种表达。
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与主流舆论相冲突的观点，哪怕是质疑或者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就会被道德感爆棚的主流舆论碾过。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写道：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尽管舆论环境如此，但这个世界仍然需要专业的媒体，除了情绪化的声音，人们还需要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当我们对一件事存疑时，可以在专业媒体的报道中找到客观的事实陈述。
同时，真相也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发掘，当我们阅读一篇刷屏的文章时，或许可以适当抑制情绪，试着自己动脑去推导和质疑，就像《反转、反转再反转”，怎么就成了信息传播的常态？》一文所说：
在任何时代，真相都不会有人双手奉上，那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怀疑、提问、回答、兼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