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泰勒·奎因·佩雷斯·法拉比已经可以舔着她的手指，庆祝自己的第一个生日。一切都那么的温馨美好，谁又知道这美好来得是有多么的不易。
她的父母是35岁的莎拉·佩雷斯和37岁的詹姆斯·法拉比。当小泰勒在子宫中8周时，这对夫妇被告知测试表明胎儿没有发育，佩雷斯需要诱导流产。
在美国，孕妇流产率是10%到15%。
大约80%的妊娠终止发生在妊娠的前三个月。这项研究还发现，37%的人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孩子，47%的人感到内疚，41%的人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41%的人感到孤独，28%的人感到羞愧。这项研究被发表在《妇产科》杂志的网上。
佩雷斯说：“如果她（腹中的孩子）死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得下去。”怀孕四个星期后，她感到抽筋，她不记得12年前怀第一个女儿时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她去急诊室做血液检查和超声波检查。
早孕时抽筋和出血是流产的症状。
“他们给我做了超声波检查，没有看到太多，”她说，“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液体的囊。他们给我做了人体绒毛膜促性骨激素（HCG）的血液检测，说血药浓度不够高，很可能是流产。”
几天后，佩雷斯开始在接受医疗补助的泰勒诊所进行产前护理。她的HCG水平有所改善。她说：“有一分钟，一个护士说，’对不起，它看起来不太好。’我哭了，我崩溃了，我被摧毁了。”然后一个助产士看着它说：“我们认为这是怀孕。”
法拉比说：“在最初几次看医生之后，它成为恐惧、快乐和愤怒的最大结合体。”
八周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佩雷斯被告知怀孕是不可行的，她可以选择终止妊娠囊。
佩雷斯选择服用药片触发流产，因为这种方法侵入性较小。
她的医生告诉她自然流产可能有风险，因为妊娠组织会腐烂并引起感染。她不想冒健康风险，也不想损害将来怀孕的机会。她的医生告诉她，她越早通过流产，越早可以尝试再次怀孕。
她去拿药方的那一天，药房停售了。佩雷斯没有拿到药，又回去工作了。
她说：“我想完成这周的工作，周末再去流产。”
那周晚些时候，佩雷斯服用了第一剂药丸，说明书上说每天四次，每次吃三片，连服两天。
吃了三片药后，佩雷斯小睡了一会儿。当她醒来想再次服药时，她注意到有一个来自诊所的未接电话。
她反复打电话，但打不通，于是她上网查看病历，看到了“最新的实验室结果”。
她说：“我开始在脑子里和计算器上计算，试图根据新的实验室数据来判断这是否是一个可行的怀孕。我吓坏了，因为我吃药了。”
她跑到诊所，与工作人员理论，要求看医生，并在考虑服用更多的药片之前请求做一次新的超声波检查。
他们向她保证怀孕是不可行的。但她还是要求再做一个超声波检查，以使自己放心。
这次，医生给她做的是经阴道超声检查，这对于检测早孕胎儿的心跳有很高的准确率。
她说：“当他把探测器放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水母。我说：’那是个婴儿。我能看到她的心跳。’”医生说：’是的’。
佩雷斯心烦意乱地想知道这个孩子是否会因为吃了药片而活不成。
她继续说：“我最疯狂的是，如果我在他开药方的那一天服用这些药丸，到实验室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吃光了。”
一位医生告诉她，婴儿有50/50的存活几率。
“他和我们一起祈祷，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她说。
还好，孩子活了下来。
佩雷斯说，她认为有三个问题导致了误诊。第一个问题是太多人处理了她的文件，可能处理不当。她还想知道，是否因为她是一名医疗补助患者，因此而被不认真对待了。她认为第三个问题是，在开处方终止妊娠之前，有必要做最后的超声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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