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这句嗲嗲的话，不是出自小情侣之口，而是来自梁启超之手。
谁能想到，一辈子出生入死、叱咤风云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梁启超，在儿女们面前，却像一个撒娇、卖萌的小孩？
梁启超说，给孩子的爱，永远不怕多。
他的9个孩子，因为享用了“太多的爱”，个个成为杰出人才。其中，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专家梁思礼前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门三院士，在中国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屈指可数。梁家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精英家庭”，梁启超也被成为“中国家庭教育第一人”。
他是怎样爱孩子的？
一爱是流露：嗲声嗲气，威严全无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从称呼上就可见一斑。他给每个孩子取昵称，一人还不止一个：
称大女儿思顺“大宝贝”、“娴儿”、“BABY思顺”、“顺儿”等，给思懿起了“司马懿”的外号，称思庄为“庄庄”，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思宁呼为“六六”，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BABY）”，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
在当时，尤其是大家族，没几个家长这样称呼小孩。然而这些亲切到几近肉麻的昵称，梁启超从小喊到大，从来不顾父亲的威严形象。当孩子们三十多岁时，梁启超写信依然会这样开头：“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
孩子们长大后出国留学，梁启超也不忘通过书信来表达他的关心，而孩子们也一样焦灼地盼望着父母的音讯。梁启超写信是很勤快的，在1928年1月22日的信中，他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
他不光给孩子们写信，还给女儿们题写条幅，并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她们。梁启超给思庄寄过“千里一笑”，里面第一幅是梁启超漂亮的毛笔大字：饮冰室老人一首滑稽诗和给他爱女的一封信。第二幅小字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乙丑五月十三日爹爹寄爱。”
都说中国人含蓄内敛，梁启超恰恰是一个“反面教材”，对孩子真情流露，爱意满满。这种奔放的情感，换来的不是娇惯的孩子，反而是孩子对父亲的“娇惯”。
思忠曾写了六张纸的长信给父亲，教他如何保重健康，梁启超“抱怨”道：“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梁启超把“情育”与“智育”“意育”并列，作为人生教育的三大方面。“情育”当中，又首先重视陶冶亲情。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老实说，要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经过汹涌的爱的灌溉，一家人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氛围。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二爱是专一：“大闹”徐志摩婚礼
今天很多年轻人，是通过“相亲”结缘的，但他们不知道，梁启超是“相亲”模式的创始人！
思想前卫的梁启超深知“包办婚姻”之害，当子女谈婚论嫁时，坚决不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一套。于是他探索出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理想婚姻制度”——“父母选择，子女做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相亲”。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姻缘，就是梁启超“精心策划”的。
他给思顺的信中写道：“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们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
梁启超热衷于婚姻自由，却坚决反对乱来。有一位叫何惠珍的红颜知己，三次对梁启超表达爱意，但他都以家有妻室明确拒绝。所以他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们，希望他们在感情上做到负责、专一。
梁启超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非常不满。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被请去当证婚人，婚礼上，他发表了一份另类“证婚词”，让在场宾客大跌眼镜：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徐志摩是梁启超非常喜爱的学生，他这么说，是希望徐志摩能对婚姻负起责任，有个美满的家庭，可谓良苦用心。
第二天，梁启超又把这份“训言”写信告诉海外的孩子，他写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在父亲婚姻观的影响下，儿女们对爱情都非常理性、忠贞，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合影）
三爱是尊重：放任孩子，爱啥干啥
有人问梁启超：“你信仰的什么主义？”
梁启超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所以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体察，因材施教，尊重他们的专业兴趣。
思庄在麦基尔大学就读一年后，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学着学着，思庄发现生物学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十分苦恼，于是向大哥思成诉说。
梁启超知道后，非常后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思庄后来改学十分冷门的图书馆学，考入了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思忠想走军事政治的路。梁启超有段时间住院，思忠很焦急，出了身大汗，随后着凉，回学校后病了几天。
梁启超打趣说：“忠忠真没出息，这样胆子小，还说当大将呢。”尽管如此，他经过考虑，依然支持思忠去美国学政治。
思忠回国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炮兵上校，在淞沪会战中有出色表现。
思成学了当时冷门的中国建筑史，思永也学了更加冷僻的考古学，兄弟俩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的孩子们也成为国内各行各业的精英，显示了梁启超独到、深邃、博大的学术眼光。
梁启超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在孩子们的专业学习上，他会为长远考虑，但一定以孩子的兴趣为首要原则。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
四爱是宽容：成绩不在区区一时
梁启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极尽所能给孩子们优质的教育，但对于学业成绩，他显得“心很大”。
思庄曾经计划考国外大学，为了适应海外学习，需要补习英文。但有好几次测试，她都没及格。梁启超听说后，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说：“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思庄备考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时，梁启超再次劝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因为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没有压迫，没有责备，肩负父亲信任的思庄，最终顺利考上了麦基尔大学。
梁启超能够宽心对待，自然还有另一原因，就是深信孩子们“都会自己用功”。这种自觉的学习态度，也是梁启超在家庭生活中反复强调的。
他常常教育孩子们要有尽其所能、刻苦学思的态度，“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他注意在家庭里创造条件、营造氛围。流亡日本期间，他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家庭教师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爱是坚强：宠辱不惊，笑对人生
梁启超只活了56年，一生经历波澜起伏，大起大落，但“反复地一浮一沉，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磨炼”。在人生历程中，他宠辱不惊，一生热情似火，乐观进取，为子女树立了磨砺意志的榜样。
在林徽因父亲遇难后，梁启超多次致信思成和海外的孩子，强调“人之生也，与忧患惧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总要常常保持这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晚年病重时，他指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依然坚持“趣味主义”：“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味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
这种乐观精神在子女身上得到了传承。
抗日战争期间，思成、思永两家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西南，蛰居偏僻闭塞的四川李庄，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两人还身患重病，家中实在没钱可用的时候，思成只能典当衣物维持生活，把派克钢笔、手表都“吃”掉了。他还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梁启超的外孙女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写道：“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
我们时常担心会不会对孩子“溺爱”。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味满足，而是把美好的品质传授给他。正如梁启超所说：“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
父母疼爱孩子是天性，也是最美好的情感，爱本身会让孩子生出自我反省的能力，如果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温暖，传授给孩子更多的优秀品质，会给孩子的心灵涂上一层温暖的底色，让孩子推己及人，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给孩子的爱，从来不怕多。
这就是“中国家庭教育第一人”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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