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小孩子并不是弱小的,也不是一张任由父母涂抹描绘的白纸,而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就具备很多能力,随后他们带着自己的能力和偏好,逐渐成为人类中独一无二的个体。
小孩子不仅在身高和体重等外貌上跟成人有很多显著的区别,在很多内隐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上也完全不同于成人。因此,他们不是真正的“小大人”,而是带有独特的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并未成熟的个体。在这些不易觉察出来的内容中,就有一部分内容是道德发展。大家也可参见上一篇《父母要守信但孩子可以说话不算数》。
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从事认知道德发展研究),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阶段模式,柯尔伯格在研究中采用道德两难故事,与儿童进行道德谈话。两难故事创设了一种道德两难情境,要求儿童做出选择。柯尔伯格想要考察的是人的行动是应该遵从规则和权威,还是应该遵从与此相冲突的他人的需要与利益?
经典的两难故事为:一个名叫海因茨的人,需要一种昂贵的特效药来挽救生命垂危的妻子。他向发明并控制这种药的药剂师提出先付一半的钱,另一半以后再付,却遭到药剂师的拒绝。海因茨为挽救妻子,若偷取药品就违背了社会“不许偷盗”的规则;若遵守社会规则,就使妻子等死。
柯尔伯格依据儿童对遵从规则还是服从需要的行为选择,将儿童的道德发展划分为三种水平:水平一,称为“前习俗水平”,行为受逃避惩罚和获得奖赏的需要驱使,儿童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具体结果,还没有发生社会规范的内化;水平二,称为“习俗水平”,儿童认同于父母,并遵从父母的道德判断标准,儿童主要满足社会期望,这时社会规范已开始内化;水平三,称为“后习俗水平”,儿童主要履行自己选择的道德准则,此时社会规范已完成内化。
从道德发展的阶段来看,虽然学龄前儿童尚处于前道德阶段(0-3岁)和前习俗道德水平(3-6岁),主要根据结果判断行为,比如在上述经典两难任务中,大多数孩子会认为两难故事中,只要是偷药就是不对的行为,他们往往不会考虑偷药的背后的动机。而成人进行判断时考虑的内容便会较为复杂,较为普遍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成人解释说尽管偷药不对,但涉及亲人的生命,甘愿违反规则,先救人再自首接受惩罚;另一种是成人坚持不能偷药,无论如何不能违反法律和社会规则,还会认为一定会有其他办法借到钱或是救治亲人。似乎,情与法在小孩子这里更容易区分,在成人这里更容易混淆。
但是,随着孩子自身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他们会越来越多考虑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图,特别是四岁以后,个体的心理理解能力不断精进复杂,学龄后逐步发展解释性心理理解,他们不仅仅依赖于结果判断行为,而是考虑更多的因素,依据多种可能最终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比如小学生上自习课时不能随便说话,但是有的同学为了维持愈加混乱的纪律,用言语提醒没有遵守自习课规则的同学,此时这些同学虽然也破坏了不能说话的规则,但是一定会有部分其他同学认为,这种“破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两类同学说话的缘由和目的并不相同。一类是为了维护,一类是为了破坏。
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虽然没有小学生考虑得那么复杂,但他们在中大班(四五岁)以后,更能结合具体情境考虑问题,滋生情绪心理,产生共情,这些心理能力使得孩子们并不会被动地接受信息,也不会刻板地加工信息,而是需要在与成人和同伴的互动中,摸索出更适宜的社会性选择。由此看来,幼儿园阶段往往是孩子们道德价值观潜伏的阶段,尽管没有十分明确一致的倾向表现,也往往不同于成人,但这些观点导向的种子正在不断植根于孩子们的心中。因此,坚持对小孩子正确道德观的输入和引导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事情。
柯尔伯格的道理研究,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小孩子的道德特点,还揭示了社会规范内化为儿童自身道德标准的过程中的规律:在内化的初始阶段,行为结果的反馈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在内化中期,社会期望起着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道德品格的教育培养中,必须注重对儿童的道德行为做出及时反应,强化成人对儿童的道德期望。告诉孩子,父母期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孩子,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比如当看到有些人在公共场所里玩游戏时,音乐声音很大,经过旁人提醒做了静音处理,如果小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便更容易习得为何在公共场所里要保持安静,不打扰别人。被打扰过的孩子,更能体会顾虑他人的意义,就如同感冒过的孩子,更能体会感冒父母的身体不舒适感。
因此,除了这些重要的原则和期望,父母最重要的就是要常常陪在孩子身边,跟孩子进行互动,因为在生活的日常里,隐藏着很多随机教育的机会,很多机会是转瞬即逝,无法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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