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
回忆起已经辞世十多年的父亲，于丹无不动容地说。
而她有机会踏进国学这个领域，成为古典文化的普及传播者，与父亲从小对她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密不可分。
第一次与《论语》结缘，是于丹四岁那年，父母带她去参加一次聚会，在这次聚会中，父亲让羞涩的女儿观察大人的言谈举止，告诉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看看这么多人之中谁能当她的老师。
她转了一圈告诉爸爸，有个特别好的阿姨总是照顾她和别的小朋友，肯定是老师；有个嗓门特别高的叔叔随地吐痰，肯定不是老师。爸爸说：“是呀，阿姨那么好，你要像她那样对别人，这就叫‘见贤思齐’；那个吐痰的叔叔呀，其实也是‘老师’，因为你要提醒自己不能像他那样做，这就叫‘见不贤而内自省’。”
爸爸还告诉她，公共场合有人监督，别人一提醒，吐痰的人就会改正。可是没人监督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做到君子“日三省乎己”，这就叫做君子“慎独”。
虽然这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当时并不一定能完全听懂父亲的话，但父亲通过日常生活传递的言辞道理，却一点点地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父亲早年给于丹讲古典的智慧，教她欣赏、背诵美妙的诗词，让她对传统文化有了浓浓的兴趣和初步的感悟；而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更离不开父亲对她习惯的培养。
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说过，看一户人家的门风如何，主要看他家孩子能不能做到三件事：每天早起，爱干活儿，爱读书。在早起这件事上，因为父亲不常在家，于丹被姥姥宠溺得打了不少折扣，但是干活儿和读书这两件事爸爸是不肯让步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是父亲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 在她的记忆中，劳动是件充满仪式感的事情。
譬如削水果，父亲必定左手端执一个洗净的苹果或梨，右手的果刀“啪”地一下，在果子上端磕开一个小口，从这里削开去，一圈一圈的果皮薄厚宽窄都是均匀的，一直削完，都不会断掉，那齐整的果皮，盘旋逶迤在搪瓷盘子里，像一幅静物写生。
再譬如扫地，父亲教她握了笤帚，一定从屋子靠窗的一侧左面的角落扫起，一笤帚挨着一笤帚，中间不能有疏漏的地方， 扫过的地面，如同用空气给水泥涂过一层清漆，不留一痕灰尘。 各个屋子扫下的尘土，一律扫到厨房门口，那里有个三四毫米的小落差，恰好把簸箕的边缘卡住，灰尘完整利落地扫进簸箕里。扫完之后，才可以用墩布擦地。
最有趣的是包饺子。姥姥家是旗人，带出的妈妈、姨妈、 舅妈都是东北习惯，用筷子挑馅儿，捏出月牙形花边饺子；奶奶家是上海人，习惯用一只一指多宽的长竹板挑馅儿，装好后 竹板闪到食指中指间夹住，两手虎口一合，挤出元宝形饺子。这样清晰的南派、北派文化，每次包饺子时候，都碰撞得趣味横生，妈妈笑话爸爸挤出饺子没有花边，爸爸打趣妈妈放筷子捏花边包成一个饺子，还不如爸爸挤出两个饺子速度快。
润物细无声，父亲用行动真正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这些习惯也陪伴着孩子的一生。现在于丹教自己的孩子，总会说这是姥姥姥爷当年，他们怎么曾教的，这种习惯就是一种传承。
● 对于读书更是如此。
在于丹3岁生日时，父亲送她的礼物是厚厚的大部头书——浩然的《幼苗集》。6到8岁时，妈妈看到女儿的状态就是在门后坐在那里捧着一本大书在看。她看《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还囫囵吞枣地看《西游记》、《红楼梦》……后来，女儿偷着翻爸爸书架里的外国名著，看《人间喜剧》、《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邻居们看到她这么小的年龄整天抱着这些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名著，感到惊讶，曾担心地对于丹父亲说：“怎么可以让孩子看这些书？孩子肯定看不懂。”父亲哈哈一笑说：“我们家是百无禁忌，认得字就让她看，看不懂就不懂呗，慢慢地她会懂的。”父亲的开明，让于丹开始养成对书的依恋。
在于丹考上大学那一年，父亲有机会擢升，他主动请求离开国务院办公厅，平调中华书局，父亲对组织陈述的理由是：我投身革命之前学习文史专业，工作这三十多年没有回到本行，我的独生女儿今年考上中文系，我最大心愿就是退休前为孩子多留些书籍。
在这个清贫的出版社，唯一的大福利就是买书可以打些折扣，父亲开始兴冲冲地用自行车往家驮《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当然，摆在书桌上的还有1980年版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1983年版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这两本书成为于丹后来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最重要的依据。
为了与更多的父母探讨国学，让孩子从小对国学产生兴趣，她在喜马拉雅FM开了一个音频专栏《于丹：给年轻父母听的国学课》，希望跟大家分享国学经典中的治家智慧，让古人的智慧滋养我们的心田。
在每期音频中，于丹老师将会和家长们讨论《论语》、《大学》等传统文化经典。将古人的治家智慧引申到当今，并在每一集中，举例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法和启示。
喜马拉雅FM
《于丹：给年轻父母听的国学课》
让国学回归，
让智慧相伴，
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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