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一词见之于典籍所载可能并不很早，但作为社会教化和家族教育的“家训”却很早就产生了。如《尚书》中的《周书》就有周公告诫侄子周成王的事，“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无逸》。”（《史记·鲁周公世家》）以警成王，此亦训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我国最早的家训了。在《史记》中，也有有关家训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记曰：“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所谓“家约”亦即家规、家诫之类的家训。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诞生了。“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袁衷《庭惟杂录》下）颜之推（公元531－约590年以后）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自己的的后代。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反映了这个时代一部分家族教育的史实，提出了士大夫家族教育的普遍问题，在古代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有人用“一个父亲的叮咛”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其内容与主旨，颇能得其精神。范文澜先生说：“《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用，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颜氏家训》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宣传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和刻苦读经、养心归心等为人处世的哲学，又崇信佛教，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当，当奉之以化民俗；兼论文字音训，考证典故，品评文艺，并对当时社会风尚有比较真实的论述。揭露当时士族教育的腐败，主张以传统儒家伦常教育子弟，反对培养难于“应世经务”的清谈家和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主张培养对国家有实际效用的人才，从政治家到工程建设管理人员，为此强调家庭教育是基础。认为家庭教育应从胎教开始，纵然做不到胎教，也要及早从幼儿时期开始，切勿丧失及早进行教育的最佳时机。家庭教育应严格要求，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应庄重严肃，既严格又慈爱，把爱和教结合起来。注意周围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要求审慎地看待子女左右的人，以防导入歧途。从小学好语言十分重要，语言教育是基础，如不从小对子女进行正确的语言教育，将对子女留下极不好的影响。训导子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切磋交流，互相启迪，反对“贵耳贱目”以讹传讹的学风。这些论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撰写了《家训》，言简意赅。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逞忿而报横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义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婢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谨哉！”
朱熹的《家训》今天读来对于我们的家教、调解家庭、邻里关系、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仍有很大启发借鉴意义，虽是历史资料，仍可化腐朽为神奇。
明末清初的朱用纯（公元1617－1688年）字致一、号柏庐，也写了一篇《朱子治家格言》以训诫家人，对后世影响颇广。“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其语句两两对应，读起来琅琅上口，文风平实，很少用典，贴近下层，为人传诵不绝。
家训的形式有很多种，如训诫、遗言遗训、书信、诗歌格言警句、著作等等。如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把修身、养德、明志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宁静、俭约、淡泊才能有君子之行。也就是说，首先要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营造一种宁静、淡泊的氛围，不为外部世界的物欲而迷惑，这样才能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样的训诫力量是十分深刻的。又如《曾文正公家书》约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最多的。家书写得辞意恳切、语言简炼明畅，苦口婆心娓娓道来，肺腑之言跃然纸上，令人感奋。由于曾国藩的子弟有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所以人们都认为他“教子有方”，《曾文正公家书》也就格外受到推崇。
家训往往是由家庭中的长辈或有名望、有社会地位的子弟所撰写，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传授给家庭的子弟，教育家庭的子弟；也有的是由子弟追记长者之言、垂范后世的。家训大多是撰写者本人或家中长者人生经验和感悟，他们“语语折衷于圣贤，而日用伦行不出其范围”，在鼓励子弟上进和“折衷于圣贤上”表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它们不仅包括日用道德准则、家庭伦理和价值观念、行为处事的规范和戒条，还包括生活的情趣、职业的选择、读书学习的技巧以及各种社会角色的预期等等。为了使子弟能成为一个好人，于是他们把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知识传授给子弟，要他们读书耕田、布衣蔬食、以清贫勤苦立家业。为了子弟读书进仕，增长见识，修养心性，于是他们教给子弟读书、修身养性以及学习的方法和技巧。为了子弟立身处事，保住家业，他们告诫子弟选择好一门职业，掌握好一种技艺，并把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他们。由于家训作者们的丰富人生经验、较高的文化学术修养，以及他们对子弟的殷殷期望，使他们与自己的子弟之间，既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家长与子弟亲情相向的关系。因此，他们在教育子弟时，既注重知识教育，也注重道德教育、人生教育，这三种形式的教育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家训教育的一大特色。
家训、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敦伦立品、修身树德、绍继家风、培育人才。”在子孙入世之前，完成其人格教育，教其如何修德、守分、进学、处世、立业等等。从一篇篇家训中，可以看到先贤先祖的苦心，真是为子孙作百代计。当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公元1893－1964年）在教育其子汤一介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时说：“家风不可中断。一个家庭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大家族也衰落了。”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古代的家训家教，重读古人经典家训，重立今人家教观念，培植家风、修身齐家、故曰：“家和万事兴、子孝人伦正。家风看世风，此淳彼亦淳。”这也是当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应关注的。因为子弟个性、人格的形成，家训家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训家教也是我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