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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虐童新闻里的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身边有很大一部分孩子，正不同程度地面临来自学校、家庭、同伴和社会的伤害，只是他们不会或者没法言说。故此，世界卫生组织把儿童伤害作为一种公共健康、公共卫生问题提出来——儿童伤害：不可忽视的黑洞。
▲《晨曦中的女孩》出品方为了唤起全球对儿童受虐的重视，特意郑重地在片头打上“献给一亿因遭受家庭虐待而患有人格分裂的孩子们”。 资料图片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对于一些正遭受暴力和冷暴力的孩子来说，正合适。
这些天，携程亲子园事件成为媒体热闻。两三岁还在蹒跚学步的懵懂幼儿，本该在父母信任的亲子园得到细心的呵护关爱，却遭遇老师阿姨喂芥末、恶劣推打，视频曝光后引起公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事件“后果严重”，除了开除当事人、向家长致歉、安排幼儿体检外，涉事老师、保育阿姨和园长均被刑拘。
在我国，幼儿园虐童其实已经算不上新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会曝出类似消息，后续发展是：开除当事人——道歉——事件平息，然后再隔上一段时间，换个地方，又发生情节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
稍稍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内心或许都会有一些疑问，儿童虐待到底是不是偶发事件？我们未成年的孩子，受到或者正在受到哪些伤害？能不能杜绝伤害，还孩子一个和谐美好无忧的童年？
虐童，不能因小概率就忽视
何莉莉是北京房山区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从事幼教工作11年，做过带班老师、主管教学的主任，再到园长，她向记者介绍，幼儿园虐童算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但凡对声誉有一点要求的学校，都不可能许可老师打孩子，“它要生存，要招生，这种事一旦曝光，对幼儿园的声誉会造成极大损害，后果严重的可以直接导致关闭。所以园方是不可能容忍老师的不良行为的。”
应然并不代表必然。远的重大伤害事件不说，最近几天除了携程亲子园事件，广西一家村办幼儿园、西安一家民办幼儿园也先后被曝出教师针扎、推打孩子的恶劣行为。何莉莉心有不平地说，全国从事幼教行业的人有几百万，我们的形象都被极少数伤童“败类”损害了，以致一些家长每每看到类似新闻，就忍不住跑到幼儿园，询问“你们的老师打不打人”，弄得她哭笑不得。
她理解家长的担心，反复解释园方有严格监管，非但不允许打孩子，连喝斥都不能。
携程亲子园事件再度给了何莉莉警醒。在她看来，正是管理者的长期放任，才导致了教师和阿姨敢于给孩子喂芥末、推搡孩子。“如果平时监管到位，不可能发现不了老师的不端行为。”
教育学博士、河北大学张莅颖教授曾经担任河北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在她看来，幼儿园虐童事件是偶然事件，但并不能因为偶发就听之任之。“这次司法机关做得很好，及时介入，刑拘当事人，给了公众很好的回应。以前这些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太小了，园方出于息事宁人考虑，仅仅是开除涉事老师了事。这都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张莅颖对虐童行为的态度是“零容忍”。但她更愿意思考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她介绍，近十年来，我国幼师资源严重不足，行业门槛低，造成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如果园方再忽视管理，出问题就变成迟早的事。
“你可以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下岗女工再就业创办幼儿园，某某下岗女工在幼儿园就业。可见这个行业的门槛有多低。其实幼教行业专业性很强，不是什么人都能做。从业者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素质，甚至有些人潜意识里认为管教必然伴随着小打小骂，发生粗暴对待孩子的行为就不奇怪了。”
在张莅颖看来，虐童事件不是不可以避免。国家加大对幼儿教师的培养，园方做好监管，家长信任、配合学校，每个环节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伤害孩子的事就基本可以杜绝。
虐待只是伤害的冰山一角
与一般人所持儿童伤害是小概率事件的观点不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工作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认为，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受到的伤害很普遍，几乎无处不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携程亲子园事件里的伤害，那是我们看得见的伤害，还有大量看不见的伤害，譬如剥削、性侵、拐卖、忽视、言语暴力和冷暴力，等等。”
为何不时就会曝出儿童伤害的新闻？在童小军看来，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公众的认知出现偏差，把成人世界针对儿童的暴力淡化了，让人误以为这不是社会问题。谈到儿童伤害，人们容易限入两种情形：一是想到极端案例，比如携程亲子园事件，而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以为是个别案例，不值得投入精力来改变。二是想到平常的小打小骂，认为很轻，打一下也没有多严重的后果，不用采取什么措施。正是这样的淡化认知，导致儿童伤害事件经常发生，却没办法扭转。
“只要是持续进行，先不要说重的暴力伤害，哪怕是挖苦讽刺，如果来自亲近的人，比如父母、老师，延续一段时间，对于孩子来讲，伤害都是无以描述和无以挽回的。”
儿童在成长中人格心理很脆弱，尤其是“看不到的伤害”，对人格心理的影响会持续一辈子。长大后，他的生活会不正常，人际关系难以亲密，严重的会导致抑郁。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是，暴力伤害极有可能造成代际传递。一般而言，被父母吼大的孩子，长大后会对身边亲密的人重复上一代的行为，从而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会有心理缺陷，人格不健全。
“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把儿童伤害作为一种公共健康、公共卫生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它虽不像瘟疫一样，好像有多显性的恶劣后果，但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造成整体人口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普遍偏低。”
童小军说，成人针对儿童的暴力伤害一般很隐蔽，容易被忽视，比如老师的语言暴力，家人的虐待。
几年前，广州碧桂园小区就发生一起极端虐童惨案，7岁的女孩彤彤遭遇亲生父亲和继母的虐待，睡在阳台，经常挨打，不给饭吃，7岁的孩子只有3岁孩子的体重，瘦得皮包骨，有一天孩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从二楼跳下去偷小区商店的面包被发现，这段长达4年的虐待事件才被揭示出来。
童小军调研发现，在一些单亲家庭和寄养家庭，大人的压力和不良情绪很容易向孩子发泄转移，有些人会无所不用其极。“例子太多，不过因为隐蔽或者未造成极端后果，没有被曝光而已。”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加拿大儿童受虐电影《晨曦中的女孩》，就“血淋淋”地展示了这些残酷细节。母亲病逝，父亲和表妹（表弟的妻子）勾搭，小女孩奥罗尔非常抵触父亲和继母，继母为了树立威信，对奥罗尔开始施虐。起初只是殴打，但是奥罗尔不肯屈服，继而发展到用烧红的烙铁烫孩子的全身。最后奥罗尔死于血液中毒，死时体无完肤，尸体惨不忍睹。
电影出品方为了唤起全球对儿童受虐的重视，特意郑重地在片头打上“献给一亿因遭受家庭虐待而患有人格分裂的孩子们”。
“不要以为暴力、虐待、伤害离你的孩子远，那极可能是因为你的轻视，或者他（她）没有言说。”童小军介绍，国内一些小规模的调研数据显示，有的地区高达60%的孩子表示自己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和暴力伤害，最轻的比例也有15%左右。而在暴力环境下成长或遭遇过暴力伤害的孩子，长大后其偏差行为和犯罪比例要高很多，尤其是在身体暴力和性暴力方面。
必须创建系统的儿童伤害救助制度
童小军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做相关制度设计和制度推进的研究。在她看来，目前要做的首先是对儿童权益认知的强化。
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签约国家，公约明确规定，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各国应保护儿童免受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打孩子是绝对不可以的，更不必说虐待。什么叫虐待？非正常地重复地对孩子进行肢体暴力，这就叫虐待。如果发生这样的行为，应该负法律责任。社会、学校和家长一定要有这样的红线意识。”
立法方面，针对儿童伤害，我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多部法律，在童小军看来，目前的法律规定都过于原则，没法落地。
她认为，立法上要对虐待行为有详细的描述和界定，让人们很容易辨识，只要有这种行为就可以报告。当然，要有报告的地方，即有门可报。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儿童伤害很多时候是隐性的，像这次亲子园事件里，老师和保育阿姨的伤害行为是公开的，但孩子太小，没能力对外言说，所以应该对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工作的人有特别要求，发现虐待和伤害行为，必须强制报告。强制报告制度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儿童在家庭里可能遭受的虐待。
要实行劣迹记录者行业禁止制度。法律应该规定，对于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工作的人，一旦有伤害行为记录，此后永不得再进入这一行业。
还要有专门的受害儿童服务体系，帮助那些遭受伤害的孩子。童小军介绍，很多时候，一旦孩子被欺负，家长并不能起到很好地保护作用，反而是埋怨，尤其像性侵和校园欺凌，有的家长觉得不可思议，你不会反抗吗，不能求助吗？比如性侵案，家长连带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把这种感觉反馈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加倍感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有针对受害孩子的服务系统。而这样的服务系统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协作。她建议从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机构，统筹协调民政、公检法司、卫生、教育等部门。
“儿童保护必须打人民战争。有机制了，发动所有人，看到儿童被伤害必须报告，知情不报，会被起诉。然后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其职责是和公安民警一同前往事发地点，认定是否为儿童伤害事件，如果是，就要把受害人安置下来。这就需要和医疗部门联动。除了对施害人的惩罚，还牵涉到受害儿童维权，这就需要司法援助。还有一些性侵案孩子，有的需要异地安置。如果没有国家统一协调机制，很难真正帮到受害的孩子。”
“完善法律，强有力地执法，建立一个各部门联动协作的后续帮扶系统，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童小军说，上述工作都做到位了，儿童权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