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 被视为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获得生涯成功的关键能力, 是国外近年来生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新理论生长点。
2.1生涯适应力
Nevill (1997) 曾说过: “一个影响深远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理论, 往往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脉搏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在观点上做扩充与修补以适应环境变化上的需要”。在生涯领域内,Super 的生涯理论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最佳的诠释与典范。“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bility)概念的最先提出就是源自Super 对其生涯成熟度理论的不断修订。生涯成熟度(career maturity)是Super生涯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于1955年提出, 不过,最初是采用职业成熟度(vocational maturity)这一词, 将其界定为: 与年龄阶段相吻合的, 在态度和认识上均有所准备, 能够应付一系列的职业发展任务, 即从明确职业目标、选择、计划、执行确定的目标, 到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生涯发展, 再到退休前后的准备(Super, 1955)。后来为Crites(1965)所提议的“career maturity”所替代, 视为个人在生涯发展上的速率与程度(Crites, 1974)。
二十余年后, Super 和Knasel (1981) 进一步研究认为, 从理论角度上讲, 成人与青少年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因为成人已经投入到工作世界中去,而青少年对工作的体验则是零散的且更多的是预想, 这就表明青少年期的生涯发展往往深受社会与个人成熟因素的影响, 多成线性模式发展,离开学校之后的生涯发展将有更多的个别性, 在因应生涯发展事件上也有更多的自主性与个人责任的承担。实践证明, 生涯成熟度在理解成人生涯发展中的作用很小, 为了解决在成人阶段使用生涯成熟度这一术语所引起的问题, Super等(1981)建议使用“生涯适应力”术语, “这个术语提出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目前许多人都可能面对的是异常的, 非成熟的问题”。
此后, Super,Thomson 和Lindeman (1988) 进一步分析了使用生涯成熟度的结构来考虑成人生涯发展不合适的原因, 认为决策能力在青少年之后可能并不再继续发展, 这是因为“与发展性任务之确立、保持或脱离有关的应对态度和能力可能并不随年龄而发生变化”。由此, 他们认为, 当考察成人职业发展时应使用适应力概念, 因为适应力概念突出了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同时, 使人们将注意力从为生涯决策做准备的生涯成熟度转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和工作条件做准备的生涯适应力。
这样具有心理学意义的生涯适应力概念开始逐步替代了生物学意义的生涯成熟度概念。后来, 人们逐渐接受这一概念并将其扩展,认为它完全可以替代生涯成熟度概念(Savickas1997; van Vianen, De Pater, & Preenen, 2009)。
这是因为Super 的以“生涯成熟度”概念为核心的生涯发展理论及其生涯咨询的理念基础强调的是个体处于一个固定不变、存在普世却仍有真理的现实环境里。这就意味着: 个体在面对与处理生涯问题时, 常常是在被决定的系统下进行, 所有的因素都将被预知, 且因果关系的发展往往是呈现出线性、持续向前的态势(Guindon ＆Hanna,2002)。这一理念显然已与当今时代发展并不相符。
因为在今天, 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已是生涯发展的本质特征(Bright & Pryor, 2005)。如此一来, 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并非生涯辅导的目标, 而引导来访者以开放的心理系统去适应复杂动态的生涯系统或为正确的辅导路径。台湾学者刘淑慧和朱晓瑜(1999)亦认为, 生涯规划之道即是因应不确定性之道。
但是, 纵观过去的生涯文献我们会发现, 多数生涯理论在教导人们规划生涯的技巧和方法, 强调人们透过这些方法建立理想明确的生涯目标, 去达成“确定”的状态, 作为实现圆满人生的依据,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逃避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特别是传统的生涯决策理论的基本目的就在于“选定”、“确定”一个方向, 基于此目的, 大多数的生涯决策理论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它应该是这么发生”的规范, 这也是多数生涯学者所推崇的理性生涯决策模式。然而, 许多研究发现, 理性决策模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决策行为, 也并非是达成圆满生涯的必要条件。
首先, 人类认知上的局限性, 使得我们总是无法充分理性地去处理所有的问题; 其次, 理性决策并非目标设定的唯一方法, 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更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方式(刘淑慧, 朱晓瑜,1999); 最后, 步步为营的计划取向也并非是追求圆满生涯的唯一方法, 显然存在另类圆满生涯之道, 如坦然随缘等(刘淑慧, 1996)。因此, 再用“成熟”的概念來理解个体的生涯发展以及强调采取“理性”策略来做决定, 似乎都束缚或窄化了个体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涯。
为了与当前“生涯不确定”这一现实共存, 许多学者重新对过去的生涯理论进行审视并作出修正以适应今天这一复杂变化的世界。如生涯决策领域里Gelatt (1989) 的“ 积极不确定论”(positive uncertainty) 、Mitchell, Levin 和Krumboltz (1999) 的“计划性巧合理论” (plannedhappenstance)等以及本文所提出的生涯适应力理论。在上述理论中, 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强调接纳不确定性的观点, 不但不试图掌控, 反而以积极的态度,对决定保持开放或弹性(Gelatt, 1989),以“适应力”来回应新环境和新状况, 藉由调整或改变来回应变化(Savickas, 1997), 甚至刻意不做决定, 以保留不确定, 这种接纳与积极应对的态度不仅化解了模糊所带来的焦虑不安, 反而更欣喜因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新鲜多变, 甚至视为生涯助力和学习的机会(Mitchell, Levin, & Krumboltz,1999)。
这样的观点与早期生涯学者所倡导的生涯成熟及理性决策明显不同,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Super、Savickas以及诸多生涯决策理论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适应”是过去与现在观点差异之间最佳的整合。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适应”并非全然舍弃过去的主张, 只是企图更完美地诠释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生涯现象与问题。
此外, 使用生涯适应力概念的另一价值就在于它蕴含了人与环境间的互动,个体能够主动去适应新的或发生改变的环境, 体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 至20世纪90 年代始, Super 就接受了“建构论”的思想, 已深切意识到“个人是其经验的组织者”, 因此其晚期的生涯发展理论已扬弃个人在与环境互动的历程中“被动”地发展一组自我概念的看法, 而主张个人是“主动地”建构与理解其经验, 并形成其内在现实——能力、兴趣、需求、价值及人格特质等, 并据之预测其外在现实中的出路——职业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吴芝仪, 1999)。
此一观点的生涯发展理论亦被称之为“建构取向的生涯理论”。依据这一观点, 与成熟度相比, 适应力看上去是一个更为有用的建构。Watson 和Stead (2006) 还曾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潜在使用价值, 尤其是它认可个体需要在多层文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中, 包括他们的文化、种族和少数民族背景中去建构他们的生涯发展。
另外, 当前生涯心理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概括出在不同背景下的个体, 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作出有效且成熟的行为, 并且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能够适用于整个发展阶段、不同生活角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Watson,2008)。生涯适应力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对这一挑战的应答, 也由此成为近年来生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
此外, 除Savickas (1997, 2002, 2005) 对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探讨外, 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来理解生涯适应力的建构。如Dweck 和Molden (2005)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在生涯发展中, 如果人们关注于短期的而非长远的生涯决定, 作出的选择是适宜的而非盲目求得利益最大化, 对生涯的理解是要适应多重角色而非某一固定角色以及自我视为具有柔韧性和延展性(如我个人的品质会改变)而非固定不变的, 那么在生涯发展中他们就更具有适应力。
Baumeister和Vohs (2007) 则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 具有生涯适应力的个体表现为对可利用机会的探寻(探索), 对未来的展望(规划), 做适宜和有价值的决定(决策), 以及对内心、人际关系和环境因素等与目标冲突的处理。而vanVianen 等(2009)则认为生涯适应力强的个体应当表现为能作出具有潜在积极结果的、短程的、适宜的生涯决定; 具有多重角色自我效能, 具有尝试和学习取向以及可能自我。
另外, McArdle,Waters 和Briscoe (2007) 则指出, 生涯适应力还应该包含的一个维度就是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即一种能够稳定地对环境改变产生影响的倾向, 该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之上, 认为个体存在创造和改变环境的可能性, 因而能够有意图地对环境进行选择、认知重构、唤醒以及操作处理。众多研究表明, 主动性人格与个体对机遇的识别和利用、控制感、坚持性、自我效能感、自我导向、应对以及信息的获取等是有密切联系的(Thompson,2005)。
不过, 近年来有关生涯适应力的实证研究中,生涯适应力测量工具的编制与选择大多都是基于Savickas (1997, 2002, 2005) 的理论建构。如Creed, Fallon 和Hood (2009) 编制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量表, 其维度结构的确立就是根据Savickas (1997) 的观点;
而Hirschi (2009) 编制的青少年生涯适应力量表, 其维度结构的确立则是根据Savickas (2002) 的观点; 另外, 台湾研究者吴淑琬(2008)编制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量表,其维度结构的确立则是依据Savickas (2005) 的观点。
2.2生涯适应力的内涵
生涯适应力是适应力概念在生涯领域中的应用。实际上, 在过去30 年里, 适应力在生涯文献中经常被提到, 但因人们对适应力以及生涯的理解不同, 对生涯适应力概念的界定亦未达成一致。最初, 生涯适应力这一术语在提出之时多被界定为“适应工作需求以及变换工作以适应个人需求的能力”(Pratzner & Ashley, 1985), 这一界定意味着个体需要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调整, 也包括改变条件以应对变化。Goodman (1994) 则将其界定为“人们在不同生涯阶段间成功转换或在他们工作与其自身环境中寻求平衡”。
此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继承了传统的生涯成熟度概念。后来,生涯适应力研究的代表人物Savickas (1997) 则将生涯适应力置放在Super 的生活广度——生活空间理论的概念之下去理解, 视它为整合个体各种生涯角色的核心能力, 即“个体对于可预测的生涯任务、所参与的生涯角色, 与面对生涯改变或生涯情境中不可预测之生涯问题的因应准备程度”。
根据此界定, Savickas (1997) 认为, 生涯适应力的操作定义可通过自我和环境探索、生涯计划态度和生涯决策来界定, 所有这些亦可界定为自我调整策略。Rottinghaus, Day 和Borgen(2005)也曾将生涯适应力界定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事件时对其生涯计划的调整”。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 我们可看出, 生涯适应力概念强调个体与其生活环境间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个体所面对的非成熟性问题。这种理念符合当今时代的特点, 因为在今天, 人们比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更需要应付经常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转变。
因此, 我们亦可以将生涯适应力视为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 它具有三个典型特点: 一是可以培养的能力, 藉由生涯困境或危机来彰显; 二是一种能够帮助个体“前进”的能力; 三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2.3生涯适应力的建构模型
提高个体的生涯适应力水平以促使他们在充满变化和困难的生涯道路上更有效地发展, 这是生涯咨询辅导的一个基本目标。但是如何将生涯适应力概念应用到具体的咨询辅导实践中去,一个重要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它进行有效地评估。对于这一问题, 自概念提出始就引来不少学者的关注, 尤其是Savickas 对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分析与探讨, 历经三次修订, 为后续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最初, Savickas (1997) 提出生涯适应力由三个维度构成, 分别为计划性态度(planfulattitudes) 、自我与环境的探索(self and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和适应性决策(adaptivedecision)。
这三个维度的提出并非研究者臆想,而是基于相关理论或研究的支持。其中, 计划性态度不仅是Super 生涯成熟度理论的核心构成之一, 相应地, 在Super 等(1981)后来提出的成人生涯适应力的建构中, 他亦将其作为核心建构之一,这是因为计划性被认为有助于个体进行生涯探索和作出生涯决定。
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计划性与生涯适应力概念架构中的计划性是不一样的。Savickas (1997) 认为, 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看上去会抑制而非支持生涯适应力,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计划与人生规划(life planning) 和策划未来(plotting the future)联系在一起的; 而在生涯适应力概念架构下的计划并不是针对久远的未来, 而是针对当前社会下个体需要应付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转变或变化, 也即立足当前。
个体作出初步生涯决策的第一步应当是不断的尝试和学习而不是和久远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因为个体未来的生涯发展线路已变得不可预测(van Vianen,De Pater, & Preenen, 2009)。至于探索维度和决策维度都曾有研究者将其作为个体之生活角色适应力的维度建构之一(Phillips, 1997)。
后来, Savickas (2002) 又一次地修正了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 在原来三维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涯自信维度。该维度与生涯发展理论中的生自我效能概念相似, 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涯问题解决能力的信心及其自我效能信念。
根据社会认知生涯理论的观点, 生涯自我效能掌管和监控着生涯认知与生涯行为的发展历程,并被视为达成生涯目标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力的个体对潜在的威胁不会产生恐慌,也不会让自己的认知活动受到干扰; 而那些认为自己不能对潜在威胁施加影响的个体会体验到高水平的紧张, 倾向于过多地考虑自己的缺陷并会将无关的环境因素也当作威胁, 这样的自我怀疑会使个体体验到痛苦和恐慌,并压抑和限制自己, 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实际行为能力(Creed, 2003)。
自我构建的生涯适应模型
由此可知, 生涯自信是了解生涯行为的重要指标,故生涯自信必定是生涯适应力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 Savickas 对生涯适应力理论建构的探讨并未就此停止, 他于2005 年对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建构模式(见表1)。他认为个体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是沿着四个维度发展的,分别为生涯关注(career concern)、生涯控制(career control)、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 和生涯自信(careerconfidence)。每一个维度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需要个体做出回答, 即“我有未来吗？”、“谁拥有我的未来？”、“未来我想要做什么？”和“我能做吗？”。
个体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贯穿于这四个维度,最终形成其与生涯规划、决策和调整有关的独特的态度、信念和能力, 而这三个因素对生涯适应力的四个维度均具有调节功能, 会影响个体在面对生涯发展任务、生涯转换或生涯困境时的生涯因应行为。
关于生涯适应力这四维结构的各自功能, Savickas (2005) 认为, 生涯关注能够帮助个体确立未来; 生涯好奇能够加速个体对可能自我和职业的探索, 生涯控制能使个体拥有自我选择未来的权利, 而生涯自信则能促使个体建构完美的未来并克服困难。
相应地, 在该理论建构中,Savickas (2005) 认为, 当生涯适应力的四个维度当中发展有迟缓或不均衡时, 这些现象在生涯咨询实践里, 可能的诊断是“不关心”, 即个体对未来缺乏计划和消极悲观, 对此类人群, 生涯咨询者可通过生活技能方案、撰写未来自传或生涯导向练习等策略进行干预; “不确定”, 即个体在面对未来时会优柔寡断、摇摆不定, 无法做出适当的生涯选择, 对此类人群,生涯咨询者可采用自我肯定训练、决策训练、培养责任感或练习自我管理策略等干预方法; “不真实”, 即个体对职业世界和自我有不真实的想象, 对此类人群, 生涯咨询者可采用测验解释、提供职业信息、训练信息获取技能等干预方法; “抑制的”, 即个体因缺乏自信而阻碍其生涯角色的实践和目标的达成,对此类人群, 生涯咨询者可采用建立角色楷模、培养问题解决能力或培养自尊等干预方法。
由此可见, Savickas (2005) 的生涯适应力四维结构的建构不失为评估个体生涯适应力水平的一个有效方法, 为研究者和生涯咨询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装备”, 更为重要的是该理论模型还为生涯干预提供了一个立体式的概念框架, 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Hartung, Porfeli, & Vondracek,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