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是哪里人？”
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是来自日本的。”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口音不太像是本地人而已。”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感。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室。诊室里，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们交流，基本以视触诊为主。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医生的头上戴着圆形的反面镜，他靠近我的脸，发现光线不好，把侧面的黄色灯光靠近我，光线刺眼，我缩身眯起眼睛。灯光聚焦到我耳朵上，医生将他头上的反面镜调整到最佳角度，从我的耳轮到耳洞，一一检查。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听力检查的设备，如脑干诱发电位等。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接着来到听力室，发现听力室对面，门口写着“人工耳蜗调机室”， 我又开始恍惚，这种环境实在是熟悉。
作者图｜在医院见习
狭窄的听力室里，挤满了大学生和护士，还有一位小患者。我们一群医学生隔着玻璃窗观察护士如何操作。被测的小孩戴上耳机，手里握着小按钮，腼腆而紧张地接受听力测试。
测试的步骤很简单，听到声音按下按钮即可。护士坐在电脑前操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折线。小患者折线的位置，比我小时候看过的自己的折线还要高。
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是在25分贝及以下，这位孩子在20分贝前后，是比较正常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耳聋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在25分贝及以下；轻度耳聋是26～40分贝;中度耳聋是41～55分贝；中重度耳聋是56～70分贝；重度耳聋是71～90分贝，也就是说听力测试时分贝数越大，折线的位置越低，听力越差。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作者图｜障碍者手册
耳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40分贝左右的传导性耳聋相当于把无名指伸进外耳道，堵死，外界的声音明显听不清了，如果仔细听，还有那么一点“轰隆隆”的噪声——这是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发出的声音。60分贝的聋人，相当于站在电话座机旁，却听不到铃声响。
100多分贝，则是当你闭上眼睛，会感到除了自己以外，仿佛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60年代。奶奶是一名小学校长，父亲作为家里的大儿子，奶奶对他要求很严格。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父亲已从重点大学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授。
我母亲是家中的二女儿。当年，外公和外婆认为读书是多余的事情，更希望孩子们多分担家务，去田里做农活。母亲一放学就要帮家里做农活直做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
母亲坚持认为读书才是真正的出路。她偷偷看书被外婆发现，总挨打，但母亲性格执拗。最终，她考上了大学。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母亲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当年的情况：父亲教书之余，还担任班主任，我母亲则在另外一个班。母亲回忆道，当时大家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非常古怪的人——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镜，总一个人抱着书吃饭，不爱和人交流，但对各种知识很精通。只是大家怎么想都没有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一封情书，还委托我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最后他们走在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的教职去了国家电网，同时还和朋友合伙开个小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安顿下来，就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母亲正承受着她有生以来最难已承受的疼痛，因为我就要出生了。
也许是我太顽皮，预产期我还在她的肚子里闹天宫。听母亲说，每隔几分钟她就会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阵痛。来看望我母亲的朋友们，把儿童节的礼物送过来，以盼望我的到来。可儿童节过后，我依然顽固地待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
几天后的凌晨时分，我终于来到了人间。
在产房门外等待多时的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生下来后，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总是笑，不爱哭。大家都喜欢逗着我玩，开玩笑说你家女儿真好养。
有一次，表姐表哥带我去公园玩儿，想拍张照。我总是天真烂漫地嘻嘻哈哈，母亲突然想到了个点子，拍张“哭”的照片吧。
拍照时，前方有一台相机，周围大人们看着我。趁我不注意，妈妈狠狠地拍我屁股。我可能是受到了惊吓，表情渐渐僵硬，最后终于大哭起来，大人们都哈哈大笑。几年后，亲戚们还笑着说，纪录那一瞬间的照片，非常难得。
妈妈说，那时候她过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她非常幸福。
三
我一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无留情地被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四十多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还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腾。当时我被舅舅们抱得高高的，我嘻嘻哈哈大笑。
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源头旁边，大人们正要点火，才发现我离他们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响声已起，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耳朵。
这时候，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
我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眼睛好奇地盯着未灭的火花。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
在医院里，为了确认我的听力是否有问题，医生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摇铃铛，在我耳边使劲地拍巴掌。可我依旧是自顾自地盯着前方，毫不理会。
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的寂静。不管是谁喊我、声音再大，都没有作用，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们的嘴巴在空气中动来动去。幼年的我还不知道，原来人们是通过声音交流的。
医生说我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了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塌了。
长大后，父母向我回忆小时候带我求医问药的艰辛事。他们到处借钱、寻医问药，亲戚们帮我打听能治好耳朵的医生。爸妈带我去了福州、北京、上海、大连、哈尔滨，拜访了一遍人们口中说的最好的医生。
然而，所有为我看诊的医生都说我的耳朵无药可救。有的医生无奈地看着我爸妈说，还是找其他更好的医生吧，我们这边解决不了，便把诊断单丢给我们。有的医生会随便开个药，叫我们赶紧拿药离开。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大连看病。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妈妈披着大衣，把厚毯子一层一层地围在我身上。她紧紧抱着我，走在大雪飘落的路上。大雪挡住了视线，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一跤，被厚毯子攘着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几米。
妈妈着急地站起来，跑过来看看我有没有受伤，看着我依然睡的很香，抱头大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个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你们。”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没让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还“嘻嘻”笑了起来。
四
母亲不愿就此放弃。当她得知被称为“中国海伦·凯勒”的聋哑人周婷婷，不但上了大学，还顺利毕业后，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有希望的。
爸爸则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佩戴。当时是1997年，世界上只有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做完手术后再调整耳蜗。
于是，父母重新定制了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把我培养成正常的孩子。
2岁的我先被寄放在外婆家，我还不会说话，只能用幼小的手比划一下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想要柜子上的饼干。如果对方拿的是旁边的玩具，我会暴躁起来，哭闹、摔东西。
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第一个助听器。
突然，我听到了声音——对当时的我来说，一切都是噪音。就像出生后的婴儿，本就注定被关在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笼子里生活了一千多天后，突然出现一道光线，对于长期待在黑暗的我，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要知道，人们的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或许还可以马上适应，但耳朵不像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如果助听器没有塞好，它会自动发出刺耳高音：“哔、哔、哔——”，仿佛它会刺破鼓膜。
“好吵啊！好吵啊！”
我无声地咆哮，大哭起来，抓自己的耳朵，粗鲁地摘掉母亲辛苦挣来的助听器。我不肯戴，宁愿一直待在安静的无音环境下。
为了让我适应，妈妈带我离开了家乡，安排我住进福州聋哑寄宿学校。
有了助听器后，便开始学习说话。第一次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2、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便拿出三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然后慢慢地说出“sa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学会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出“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了希望，他们更不愿放弃了。
寄宿生活中，我不记得我能说多少单词。虽然我会的词语不多，发音也不清晰，也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五
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来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抱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得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
为了省钱，他一年两件衬衣交换着穿，皮鞋都穿出皱纹，每天只花100日元来应付饮食，都是吃些毫无营养的素面。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零下十几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一切。父亲独自一人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
不久后，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同样的大学读硕士。但他们并未住在一起，而是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合租。她省吃俭用，白天啃日语书，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工作到深夜，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
为了我在日本生活得好一些，父母攒下奖学金、打工的钱和省下的钱，从小房间搬了出去，租了一间有厨房有客厅的公寓。我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三口的生活。
作者图｜日本褔井国际机场，一家团聚
在公寓旁边，有一所聋哑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大多数同学是轻度聋儿。恰好，我来日本的年纪，4岁，是日本小孩刚刚开始正式学单词的时期。
我第一个会说的日语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记得当时如何学习到的，或许，我只是不想被人们落下不管。
有时候，幼儿园外的聋人中学生会过来陪我们一起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手语——这也是她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其中，有两位姐姐对我非常好，经常带我去超市里的小乐园玩游戏、吃饭、买零食。还贴心地写了纸条说明如何做日本客家菜——日式汉堡肉饼和天妇罗给我母亲看。
日本的幼儿园会安排野餐活动，这时需要母亲做便当。大多数时候，母亲在日本还是选择做中国菜。但为了让我融入进去，母亲开始认真向二位姐姐学习做便当。
日本女性做家务往往比较细心，比如做汉堡肉饼就需要复杂的前期准备，但妈妈常常忽视那些对她来说不重要的部分，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汉堡肉饼。妈妈自嘲，说她不像其他日本妈妈做那么可爱的便当，常常对幼年的我道歉。
“だいじょうぶ！（没关系），妈妈，您做的菜什么都好吃。”
当时我还不能这么表达，因为我还不会说。
六
不久后，父亲博士毕业，他导师介绍他去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千米之外的神户兵库县。
有一天，爸爸租了辆车，说要带我们去旅行。当时的我不知道去哪，但就是很兴奋。坐上车的后座，我看路边的风景，就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外面已经天暗了。
我们到了神户。父亲开了两天一夜，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口的停车场。父亲带着我下车，路过公安局的门口，走进一座5层的小公寓。
我们爬到最高层，用钥匙打开门，“咔嚓”一声。父亲跟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们以后住这里。”
我的瞳孔一瞬间放大了，惊讶地抬头看着爸爸，他会心一笑。要知道，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中，父亲是寡言少语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看明石海峡大桥在远处闪闪发光，是彩色的。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每天坐妈妈自行车的后座——小孩的专属座位，去3公里之外的普通幼儿园。刚从大学院毕业的母亲也有了新工作，和父亲同一个公司。为了能早点回来煮饭教子，她拒绝了上司的邀请——升级正社员。
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每天坚持把节目录到盒式录音磁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一起看完，翻开从中国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一个教我发音。
她从百元店买了白黑板回来挂在客厅墙壁上，客厅中间有一座椅子让我座在椅子上，客厅秒变小教室。
妈妈站在白黑板前：“che。”
“se。”
“不对，仔细听我的，che。”
“se。”
妈妈靠近我的脸，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无声地说：“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吐出了气体，她是想教我要发出这个效果。
不管我有没有讲对，妈妈一直没有放弃，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的发音为止。
比如说“r”需要卷舌头，妈妈会给我做个动作给我看。母亲让我通过看和接触的方式，使我慢慢理解如何发声。
我不认真，妈妈会打我手，我想放弃，妈妈也会打我屁股。只有我说对了，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
作者图 | 20岁成人礼和妈妈一起度过
母亲教育我特别严厉，犹如虎妈，但没有她，可能我说话现在还是不三不四的。
高一的时候，妈妈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其实她打我一顿，妈妈心里就会心疼一次。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希望以后我不会被受到欺负、过痛苦的一生。
“不要依靠政府来养你，而是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但绝对不能忘记母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七
一天，妈妈收到了电话，开始讲起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眼前崩溃下来。我跑过去发现妈妈的脸，已是泪流满面。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等她挂完电话后，我带着哭腔问：“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
“小孩不要懂大人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只是不忍心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扑在她怀里，我急坏了，跟着妈妈大哭起来。
“是谁打的电话害我妈妈那么伤心？到底发生了什么？爸爸呢？爸爸在哪里？爸爸快点回来！”
跑去客厅的窗口打开窗户，我往外面嘶喊：“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回来！”
窗外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国道，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会不会有人听见。妈妈赶紧抱着我，往屋里走。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了妹妹。以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和精力上来讲，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不久后，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到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来。
刚过完周岁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一次，妹妹抓住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卡在喉咙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但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当初是为此而泣不成声。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行为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出英雄主义，是来发自内心中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听不见——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我就会懂得安慰我母亲，而不是随便对外乱喊乱叫，不会更加让母亲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一遍一遍地跟着妈妈读，读到正确为止。
一次傍晚从幼儿园门口出来，看到妈妈推着着自行车过来，我爬上后座。从幼儿园到家需要上个小坡，坐在后座看着妈妈背后，却能感觉她骑得气喘吁吁。
终于骑到桥上，再经过一座桥和小坡路，会看到明石西公园。妈妈停了下来，望着桥下的小河，我依然坐在座位上。然后，我看到妈妈用手指着什么。
妈妈调整了车的位置，把后座靠近了桥的栏杆，好让坐在“王座”的我能看到妈妈指的地方，那里有一只乌龟慢吞吞地划水。
不久后，一只白鹭飞了过来，我激动地指着远方说：“哇，妈妈，那个！”
这一次，妈妈没有修正我的发音，我看着妈妈，她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仔细一看，妈妈的眼角出现了不少皱纹，沧桑了许多。
作者图｜从福井搬到神户
八
过完5岁生日后，父母带上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
每一次做重大的决定，父母都非常慎重：哪个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包括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问题等。留学时期，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
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含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还未能达到70%。
面对医生的忠告，母亲忧心忡忡，签字时，她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
为了我的医疗费和以后的学费，父母平时过得非常简朴。尤其是我父亲，几乎不为自己花多余的钱，骑行15公里去公司上班，午餐吃自己做的便当，他一年四季轮换着穿三套西装，除书籍之外，他很少为自己消费。
为了让我开心，他们却会慷慨地买下我喜欢的东西。比如为我买了《プリキュア（光之美少女）》的图绘本和剪纸本。即使反对快速餐，但为了满足我的小心灵，他们还是常带我去吃。一看到我获得玩具时的喜眉笑眼，父母都拿我没办法。
住院期间，同一个房间有六个人，其中只有我是小孩。即使有母亲的陪同，但大多数时间依旧很无聊。我很牵挂九楼——每次坐电梯停在九楼时，从电梯里能看到门口有个小游乐场，里面有很多同年龄的小孩子在玩——后来才知道九楼是儿科。
幼年的我天真地以为，那层是医院唯一的游乐场。好几次坐电梯，就想直接去九楼，但大人们牵着我的手说不要乱跑。因此每当护士来确认点滴情况时，我都抓着护士姐姐的手，多次求她带我去九楼找小朋友玩。
她笑着说：“下次哦，下次带你下去玩。”
恳求了几次后，终于有机会来到了九楼，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天下午，在护士姐姐的引导下，母亲牵着我来到九楼的游乐场。护士跟我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能让我玩到几点，超过这个时间后要记得回到病房，还会有手术前的检查之类。
母亲点点头。护士姐姐蹲下来跟我说：“要玩得开心哦。”说完后便离开我们母女俩。我小心翼翼地进去，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和儿童书，甚至还有两台任天堂的游戏机。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小孩，不久后，终于来了个小朋友。一个戴着针织帽的白皮肤小男孩走进来，他母亲还冲我们打招呼。我心花怒放，拿起游戏机看着小男孩，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他妈妈教我怎么操作游戏机后，我和小男孩一起玩马里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感觉很刺激。
玩得正欢快的时候，屏幕里的伙伴没有跟上来，往身边一看，小男孩放下游戏机，脸色有点苍白。她母亲跟我们道歉说，到了要回病房的时间了。
离开前，小男孩笑着跟我说：“楽しかった、また遊ぼうね（玩得很开心，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哦）。”
我大概在游乐场里待了十几分钟。看到小男孩离开，我跟妈妈说，我们也回病房吧。
九楼，好像也不是一个我曾以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这时候我意识到，跟疾病斗争的孩子，不是只有我一个。
手术前，我打完麻药，动弹不得，但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室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和我说“要加油”。我手上紧紧握着《光之美少女》图绘本，然后交给爸妈，冲他们点点头。
不久后，我被推进手术台专用的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抱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朦胧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茫茫的未知。
离开电梯后，依然能感受到车轮在动，车轮的震动传导到我后背。我曾经想象过，手术室门是自动门，但实际是一条一条的帘子门。经过淡蓝色的帘子后，我被推进手术室，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我的眼睛，应该是手术灯。灯光太闪，我眯起了眼，感受到医生戴着的塑料手套碰到我的耳朵，最后我彻底失去意识，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时，人已经在病室里，头部一阵阵痛，身体还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腕，摸着头部，发现有一层一层纱布围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后，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心之向往的一刻要到来了。
经过听力测试——测最小、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边，突然一群鱼在湖中跳来跳去，湖上的水面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动。
2001年秋天，在我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
看着我表面上没有反应，医生暂停了跟我母亲的谈话，担心地问道：“怎么样？”
空调吹风的声音、医生桌子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声、走廊的走路声。
“聴こえる！どうしよう、なんでも聴こえる！（我能听到！怎么办？我什么都能听到！）”
似乎这一切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这么动听。
医生看到我的反应，大笑起来。
九
2018年4月，由于紧张，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我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开班会，同学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作为去往哪里，都缺乏身份认同感“国际人”，我常常感到和班里同学格格不入，悲伤的情绪突然涌入心头。
这时，我心中萌出了一种想法：打开微信和爸爸说，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
虽然母亲和我最亲密，但那天晚上我不敢面对母亲。父亲一直都很理解我，起码他不会说很难听的话。
我离开座位，穿过后门走出教室，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呼叫我父亲。
“喂，宝贝畹莹。”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聊到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
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我眼睛中打滚，为了不哭出来，我昂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不适合当医生，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
父亲说：“你仔细想想，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
过了两天，妈妈知道了我的困惑，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
“任何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作例子，为了给你治病，放弃了在中国优异的工作条件，来到日本。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工作辛苦，但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成跟正常人差不多。我每次跟你提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第一次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听到你会叫一声爸爸，妈妈，哪里敢奢望你能上大学，所以人的潜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
2018年5月27号，我第一次见习外科，有幸进入了手术室，学习的是麻醉。
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又从护士那里听到，他做的是人工耳蜗手术时，我心里特别震惊。没想到仅仅16年后，我能作为医学生亲眼看到自己曾做过的手术。
我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
路上我在校车上，默默连上蓝牙耳机，听SEKAI NO OWARI的《sasanqua》：
夢を追う君へ，想告诉追梦的你，
……
僕は知ってるよ，我一直都知道，
誰よりも君が，你比谁都要耀眼的，
一番輝いてる瞬間を，那个瞬间。
-END-
作者丨曾畹莹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真实故事计划】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